摘 要

牡丹花会是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活动，起于隋唐，兴盛于宋；源自宫廷，盛于民间，于今，更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在中华文化中之意涵与影响至为深刻。牡丹花原生长在水际竹间，隋炀帝在洛阳辟土种植，将牡丹迎入皇家园林，唐代牡丹花虽然走入市井，却仍为达官贵人炫富之物，唯在五代十国深富文化气质和惠民思想的吴越国，能将皇宫贵族的牡丹花会普及士大夫与民众。牡丹在杭州的种植之盛、品种之多，铺陈了牡丹花会的发展空间，吴越王后代钱惟演在洛阳对牡丹花文士会的开展，加上吴越国的赏花文化积淀，才水到渠成宋熙宁五年苏东坡受邀在杭州赏花与民同乐之美事，及《吉祥寺赏牡丹》的千古佳篇。

学界对牡丹品种的理论专书，首言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但从其序文，可知撰写构想与资料，源自钱惟演所写的牡丹品目，赏花的文士会亦是在洛阳由钱惟演奠基，本篇欲追本溯源，论述吴越国对牡丹花文化奠基之功，兼及钱惟演在洛阳时期牡丹花会推展之功与赏花文士会的影响，以阐明吴越国对牡丹花文化在文学艺术推进的实质贡献。 

关键字

吴越国 钱镠 钱惟演 牡丹花会 洛阳牡丹花记

牡丹花本江南开

牡丹为中国特有花卉品种，最初用于医疗，《金匮要略》有"大黄牡丹汤方"、"温经汤方"，《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据东晋谢灵运《谢康乐集》：“永嘉（今浙江温州）水际竹间多牡丹。”可知魏晋牡丹花已遍开浙江一代。谢灵运于公元422—423年任永嘉太守，此乃他任职永嘉所见，首次记录牡丹花于江浙生长繁茂生态，谢灵运以细腻之笔触，敏锐之观察，在描山写水中，将牡丹纳入诗人之眼，正意味牡丹花从药材迈进贵族士家；北齐时，牡丹花更进阶皇家内苑，北齐宫廷画家杨子华以善画牡丹享有盛名，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而苏轼也应是在看过他画的牡丹画后，赞叹:"丹青欲写倾城色，世上今无杨子华。"5杨子华是北齐世祖宫廷御用画家，所画皆为宫廷之物，杨子华的牡丹花画，记录了宫廷栽种牡丹的事实。

隋代洛阳牡丹种植进入人工育种阶段，柳宗元《龙城录》：“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 洛阳牡丹到了长安，仍然身在皇家内苑，牡丹花成了唐代宫廷赏花钓鱼宴中的主角，《杜阳杂记》：“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 诗人以牡丹吟咏益增，从竹间水际到京都宫苑，牡丹种植在江北有了不一样的业发展路线，并在长安洛阳与诗人的笔下，型塑出国色天香的形象，但这种既高且贵的地位，也受到写实诗的抨击，柳浑《牡丹》:"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卢纶《裴给事宅白牡丹》: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

唐末的纷扰与五代十国的动乱，让牡丹花容失色，唯在相对安定的江南，牡丹依旧开的灿烂，此时，杭州成了江南牡丹种植名地。唐代杭州寺庙牡丹种植已具雏形，张祜:《杭州开元寺牡丹》:"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唐末诗人同时也在钱镠手下为官的罗隐写有《牡丹花》、《牡丹》，其《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更写明唐末五代十国纷乱中，牡丹花唯有依托安定的吴越国得以展颜色:"欲询往事奈无言，六十年来托此根。香暖几飘袁虎扇，格高长对孔融樽。曾忧世乱阴难合，且喜春残色上存。莫背阑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结尾"与君俱受主人恩"，清楚点出罗隐自己和牡丹花，都是受到钱镠的恩惠，才得以在乱世中找到立身之地。

牡丹种植之所以普遍出现在寺庙道观，主要原因，就是牡丹具有药性，道教和佛教无论制香或制药，都有丹皮的需求，而吴越国对寺庙道观的建置又多有增加，如钱镠的《造寺保民》，就是在秋天五谷丰登时，为了感谢上苍，造了寺庙，钱镠自己也常到寺庙道观祈福写祝文，又或在牡丹花盛开之际，作为宴赏臣民的活动主题，这让牡丹花因此又在江南展新姿。

吴越国君民赏花共乐

牡丹花的种植与社会安定繁荣，似乎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杭州自钱镠建国，几经治理，带来社会安定，物富民丰，牡丹花也在诗人笔下传唱。吴越国王钱镠允文允武，宅心仁厚，《吴越备史》称其"侗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沉远，善用长槊大弩，又能书写，甚得体要。"又"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故能在杭四十年，于纷乱的世代，拥有安定繁荣，诚如他在《大宗谱序》所言:"若夫古先垂训，贤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风，下广子孙之孝。是故尧舜之化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而为了减少钱塘江水患，保住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进行的筑堤工事，即使可能背负骂名他也甘愿:"爰自秋七月丁巳，讫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势，左右两翼，合于冷水源，绵亘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负贩，童髦之缓急，燕越之车盖，及吾境者，俾无他虑。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人而损之己者，吾无窆碛搿。"事实证明钱镠此举，实造福钱塘江水系范围百姓，为杭州安定打下第一道防线，也为杭州安定富庶打下基础。

钱镠宏才大略擘划国家社稷久治安康，而国家的经营需要君臣一心，故他延续唐代宫廷赏花钓鱼宴，邀群臣登高宴饮，拉近彼此距离，在其诗作《九日同群僚登高》:"淡荡晴晖杂素光，碧峰遥衬白云长。好看塞雁归南浦，宜听砧声捣夕阳。满野旌旗皆勋色，千株橘柚尽含芳。锦袍分赐功臣后，因向龙山醉羽觞。"钱镠宴请群臣抒发胸襟志向，并论功行赏，而这种延续唐代牡丹种植与赏花钓鱼宴，实质上具有文学政治意义，皇帝藉由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拉近群臣距离，砥砺辅臣、彰显太平盛世，但毕竟宫廷之乐不如与众乐乐，爱民如子的钱镠将这种宫廷宴乐，转向与民共赏，在他自己的诗作中，就有多首表达自己的征战与治理，其实都是为了打造吴越国成为一片福田，《石镜山》：丱岁遨游在此山，曾惊一石立山前。未能显瑞披榛莽，盖为平凶有岁年。昨返锦门停驷马，遂开灵岫种青莲。三吴百粤兴金地，永与军民作福田。《秋景》三秋才到退炎光，二曜分晖照四方。解使金风催物象，能教素节运清凉。天垂甘泽朝朝降，地秀佳苗处处香。率土吾民成富庶，虔诚稽颡荷穹苍。《和高僧惠韵》：岚高照目前，山下有蒙泉。云阁连天际，银河傍斗边。凉风宜散暑，清景好安禅。况是江山固，崇墉保万年。对于都城杭州，大动工事、筑堤，其实也是为了改善百年来的水患，《筑塘》："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千尺巨堤冲欲裂，万人力御势须平。吴都地窄兵师广，罗刹名高海众狞。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且借作钱城。"杭州不再有水患的侵扰，农渔产业可以依四时节气仅然有序进行，稳定收获带来经济繁荣，成为"钱城"，这在民不聊生、战事纷乱的五代十国，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局面，故贯休献诗《献钱尚父》中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描述钱镠宴饮由臣子扩展到了宾客，其间并装饰满堂的鲜花。根据考证，此时应为五月，正为牡丹盛开的季节，牡丹花香味四溢，让与会宾客为之陶醉，而牡丹花会也从宫廷文士走向群众。

相较于战场上以寡敌众，打退黄巢的军事能力，以及万箭齐发击退钱塘江巨浪的气魄，钱镠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流露他浪漫的另一面，陌上花如此微不足道，连个花名也没有，却是钱镠演中的传情达意的重要信差，这等柔情蜜意深植人心，故能在杭州传唱到北宋，还得到大文学家苏轼的的唱和，其序言其"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九仙山在杭州西边，山上有无量院，苏轼写的陌上花唱和诗，为吴越青山，增添雅意，而传唱百年的陌上花歌，更传达了杭州地区人民对钱镠的感念之情，杭州地区百姓是否藉此追问九仙山上无量佛，陌上花已开，何时还能在派下贤能爱民如钱镠一般好的地方父母官来到杭州。

在永嘉时期及已在江浙一带遍开的牡丹，在吴越国时期的杭州水患治理得到整治后得到进一步拓展，杭州吉祥寺、永明禅院、灵隐寺与宫廷内苑的牡丹花会的生活记忆，让来到洛阳的吴越国王钱氏后代钱惟演，把牡丹花会在洛阳发扬光大，他把姚黄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对牡丹花的有很重要的宣传作用，事实上，唐代赏牡丹花宴在宋代初未被延续，《宋史》有「赏花宴」六处：〈本纪〉第六：「赏花苑中，召从臣宴射。」；〈志〉第六十六礼十六（嘉礼四）「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应制赏花诗》十卷」；〈列传〉第二百文苑三：「淳化五年，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特被嘉赏，翌日，命中使就第赐白金以奖之。」在宴会举办时间上，皆非牡丹花盛开的五月，自然赏的不是牡丹。

《玉海》中亦有记载宋真宗多次在宫中召群臣，举办观书宴、诗宴：卷一百六十，景德三年四月五日，真宗「幸崇文院观书，宴从臣于崇政殿。」、祥符三年九月丙子朔在崇政殿再次举行观书宴；景德四年（1007）三月乙巳近臣观书太清楼，并赐宴群臣、天禧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御龙图阁诏近臣观书宴于资政殿。卷一百七十五：「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诏近臣观书后苑，移幸流杯殿登象瀛山翠芳亭。」。从宋真宗景德四年的《太清观书》等《景德四图》中，尚未有牡丹牡丹进入赏花会，钱惟演于1030年冬天来到洛阳，并于隔年将姚黄进贡皇宫，姚黄乃牡丹花中名品，气质高雅，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淡黄色，托桂型。株形直立，枝条细硬，花蕾圆尖，绽口形，叶中圆，花朵在叶之后。此花光彩照人，婷婷玉立，古人以“花王”誉之。为牡丹花在文中地位的提升可见一般，故欧阳修离开洛阳返京述职，还说"直需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

洛阳的牡丹花在钱惟演的个人推动下，成为欧阳修、梅姚臣等几位文坛新秀聚会的主题，牡丹花也因此再度重返诗人笔下。牡丹花会正式进入文人聚会的节目选项，当苏轼到杭州为官，这项以文人为花会的活动，早已溶入杭州与居民同乐，在吉祥寺赏牡丹花，欢乐无比，翌日又看见太守所搜集《牡丹记》十卷以，"凡牡丹之见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奇怪小说皆在。"自是一场独特的盛宴。

这场牡丹花会在苏轼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他还多次与其他官员一起赏牡丹，自己更在冬天独自一人到吉祥寺赏牡丹，在苏轼作品中再三提及的杭州，是一个美丽、富庶、充满文人气息和与民同乐，而这些感怀都透过赏牡丹花流露出来。

屏风上牡丹花名见

钱氏家族对牡丹花的喜爱，源自在地牡丹适宜栽培的先天地理，加上唐代的文学文化的承继，钱氏家族在江南吴越国对牡丹花的栽种，也应该累积相当多的经验和资料，这些都在钱惟演的脑海中，他把这些写在家里的屏风上，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馀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余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馀虽有名而不着，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钱惟演对牡丹的记忆和知识，想要写一本牡丹记，自然比欧阳修要容易的多，但他却不写，他当然知道，让当时文坛名士欧阳修写，效益自然更加卓著，最为一位文学家，他的舍与得，更让我们体体会初牡丹花在吴越国不仅是一场花会，更是吴越国兴盛与文化的象征，牡丹花的繁盛又随着他来到洛阳，进入宫中，借着欧阳修一代名士的宣传，牡丹花文化与情结又再度扬起。

结论

从药材到观赏，从宫廷到民间，牡丹花的广泛种植与牡丹花会的雅俗共赏，在中华文化中彰显了时代经济富足与社会安定，并成为具有其代表意义的花卉。承接唐朝牡丹花种植与赏花宴的活动，牡丹花会在杭州有了稳定发展，并且在钱镠惠民思想的推进下，成了与众乐乐的文化活动，这些是该地区长期富足安康、重视文化的成果，若没有吴越国打下的环境整治、经济基础与对文人的重视，牡丹花的栽种只能停留在水际竹间，不会变得如此盛大，甚至品种之多、样式之广，连逛遍洛阳的欧阳修都没见过。

吴越国的治理与发展，不仅为长江三角洲的繁荣发展争得了先机，同时也让唐朝牡丹花的种植与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

诚如稼穑，农作物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的累积，文化需要经济的支撑，在上位者的重视，并且需要环境上的配合，才能产生空间上的意义，否则，型塑的文化意涵很容易就会消失殆尽。

吴越国在牡丹文化积累和发扬，有继往开来之功。钱惟演家中屏风上的牡丹花品，是吴越国牡丹花的共同生活记忆，他将牡丹花送进朝廷，又将牡丹会带入洛阳文士会，这些文士，从欧阳修、苏轼、蔡襄，都亲自参与并留下嘉篇，正为牡丹花在北宋留下雅致的形象，牡丹的花的文化意涵，受到大文学家作品的启发，牡丹花也由此从宫廷走向民间，在诗词、绘画、纺织、建筑装饰性构件上遍地开花，今天牡丹花在中华文化展现其独特意涵，吴越国在牡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其重要历史地位与不朽影响，为中华文化中牡丹文化的存续作出了独特贡献。

来源：吴越国论坛会议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