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书钱武肃王事》原载于溧阳小宗庆系谱《钱氏家谱》，又见于《钱氏家书》，《全宋文》据此收入。刘德清等校点的《文天祥全集》，将此文作为“拾遗”部分附录。钱武肃王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创者钱镠，民间俗称为钱王。

《书钱武肃王事》，“书”实际为跋，观其文势，当是在武肃王传记后题写的评价。文末“是为传”之“传”乃为阐扬传注之意，非传记之传也。因此有些选本将此文题目又作《武肃钱王传》，从内容上观之，显然是不准确。

《书钱武肃王事》三百字左右，然涵义丰富，层深浑成，文脉分明，一气流转。先是引前人语而发议论，定调钱王乃“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接着概述钱王退黄巢、攻田頵、诛刘（汉宏）董（昌）、定江表之功，肯定其文武双全，“实有大臣贤者之风。”接着举钱王篇章，感念其“一片忠君爱民之诚”。继言其虽强大富庶，但“四十余年如一日，克守臣节”。至于治理河道，筑塘射潮，不只是利在当时，更是“千万年之功德”，至此作者以“钱王之功，可谓大矣哉！”赞叹自然绾结，文章似该结束。然意犹未尽，宕开一笔，追其深层原因乃长存“忠义之心”。再引《尚书》之论，呼应开头议论，屡赞钱王之德“非特自保”，而且“勉及子孙”，模范足以“风励千古”！文以意为主，此文紧紧围绕“忠义”立意，时而议论，时而叙述，时而共情，内容与手法合一成凛然之气，读来酣畅淋漓。文似看山不喜平，短文犹能如此起承转合，足见作者训练有素。

文章受到苏轼影响，几处引用皆和苏轼相关。起笔“古之成大事而立大功者，必有超世之才”，以及第三句：“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必能卫社稷，福生灵”，皆是化用了苏轼《晁错论》中句子。分别对应的是“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以及“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至于“贡献相望于道”则完全同于苏轼《表忠观记》里的表述。文天祥共鸣于《晁错论》，当然和他熟读历史，知晓晁错不无关系。早在当年考状元时的《御试策》里，文天祥就严厉批评了晁错的“刑名之说”。《表忠观记》也是赞扬钱王功德之文，引用表述相同，自然是在此完全赞同苏轼之说。文天祥《出海》其二曰：“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以此观之，文天祥不只是爱苏轼雄旷诗句，散句照样爱，而且熟悉到滚瓜烂熟。

文为心声。文天祥在《书钱武肃王事》中赞扬了钱王《谢表》《遗嘱》以及“致董昌之劄并覆邗江杨氏之信”，称赞其是“义正词严，凛不可犯”，强烈的共鸣源于两人皆有坚如磐石的忠义之心。钱王《劝董昌仍守臣节书》中云：“与其闭门作天子，使九族百姓涂炭，不如开门为节度，俾子孙富贵无忧”，《谢铁券表》中云：“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承此而贾祸”，《复邗沟杨氏书》中云：“倘以镠劝为非，窃恐祸至临头，异日相处，镠惟知唐而不知有麾下”……此等话语皆晓之以情，动之以义，完全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读后谁不感动？何况文天祥是一位笃信“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的读者！

一个是宋末时誓死抗元的民族英雄，一个是五代时“善事中原”的豪杰之士，文天祥和钱镠跨越时空，基于忠义的强烈共鸣，是爱国主义两个方面的奇特交汇。《书钱武肃王事》理应引起研究者更多的注意。无论是忠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还是短文的谨严而不失灵动的章法，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无疑还是深具启迪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