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首届吴越文化节18日启动，昨天，举行了第四届吴越文化论坛，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展开研讨。本报将六位专家的发言内容予以整理摘登，以飨读者。

钱镠和吴越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葛剑雄

根据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得出的结论，在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全国各地，但是在5000年与4000年之间，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是集中到了黄河流域，在3800年前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西汉初期，中原人还视江南地区为蛮荒之地。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南开始得到发展。尽管如此，隋唐统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又重回中原。北宋末年，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这样的说法。南宋时期，民间流传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苏州府、杭州府这一带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明朝中期，江南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松江衣被天下”。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

这个转变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完成的，正是钱镠和吴越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整治了太湖流域的水系，进行了大量的水利开发工程。二是在后梁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钱镠动用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建立了钱塘江边的捍海塘，保障了两岸不受潮水的侵袭，扩展了杭州城区，并保障了城区的安全。三是钱镠和他的后人始终顺应历史潮流，维护统一，所以吴越国境内没有受到任何战乱的破坏，维持了江南地区长期的安定繁荣。江南能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关键性的贡献是由钱镠和吴越政权所作出的。钱镠和他的后人顺应历史潮流，造福民众，泽被后人，永远受到中华民族的纪念。

今天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应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侧面拓展视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大城市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包伟民

公元十一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习称的五代十国，在传统史学的认识中，是一个天下分裂，战难频仍，社会倒退的时期。近年来人们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看法有了更新，认识到它在从唐到宋、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此前相对落后于黄河流域，到比肩、甚至超越北方地区，一跃成为了国家经济文化重心。五代时期的持续发展，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国对浙江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应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侧面拓展视野，以全局的眼光来阐发它的意义。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与曲折，摒弃线性思维，揭示历史的真相。唯其此，才有可能真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例如，人们所熟知的钱镠修建钱塘江捍海塘工程，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就难以揭示其在历史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因为，从唐到宋，东南沿海地区修建海塘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它对东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基础性意义。钱镠修建钱塘江捍海塘是历代钱塘江海塘修建、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海塘修建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性的案例。它既反映着从唐到宋整个东南沿海海塘修建历史进程的共性，又因为钱塘江涌潮问题而具有其某些特性。我们只有从这样两个不同的视角，全面分析，才有可能准确定位它的历史意义。

又例如，吴越国作为当时东南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政权，臣服于北方中原王朝，采取安境保民政策，既为一方百姓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又因为对中央王朝的贡奉、钱氏地方政权王室的开支，以及维持一支数量相当可观军队所需的军费等等，造成地方赋役负担加重。

此外，我们还需要与邻近地区作一些比较研究，无论是江淮、湖广，还是岭南，因为只有经过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比较，才能真正深入揭示吴越国历史文化的特点。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不足的。

经过这一次论坛的讨论，我们对吴越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一定会更加接近于历史真相。

吴越国写下了和平归宋、促进中国统一的重要篇章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宋史学会原副会长、2022年入选中国高贡献学者、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浙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龚延明

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凡临安人，对“镠”字，都不会错念成“缪”。为什么？临安民间传说，钱镠刚生下后，家人准备扔到井里，被老婆婆留下，这个娃就取名“钱镠”。此后那口井，就改称“婆留井”，并已成为著名的历史遗迹。此传说，反映了临安百姓与钱镠生死相依的深情。而钱镠建吴越国后，不忘乡梓之情，改临安县为安国县，立下了“安境保民，国家安定”的方针。

钱镠遵中原王朝“正朔”，臣服于宗主国五代后梁，一面上贡，一面接受封王的称号。身为一国之王，钱镠立下家训：“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事大之礼。”“事大”，即臣服于中原大国。其目的，就是“保境安民”。这个家训，也是国策。这个国策的确立，是符合一个小国期冀保持长治久安的国情所决定的。因吴越国北有中原霸主，南与吴（南唐）强国毗邻，虽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时刻警惕，不与他国争利。睡觉，以圆木做小枕头，名曰“警枕”，不敢多睡。时人称他为“南方不睡龙”。其守护吴越江山谨小慎微、时刻警省如此！

吴越国自钱镠传位至孙子钱弘俶继位，共历四主。钱氏四主，身居两浙，都能关注民生，轻徭薄赋，奖励垦殖，颇得民心。史载：“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吴越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十国中，钱氏诸王，史称最为开明贤达，这与遵守家训、不事内宠、身居桑梓之地更关心民情有关。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钱弘俶再度朝贡入京。四月，会漳泉陈洪进纳土。钱弘俶终于力排朝中异议，下定决心，纳土归宋，遂上表：“愿以所管十三州献于阙下。”

这一部五代十国从分裂走向北宋南北统一的历史，吴越国写下了和平归宋、促进中国统一的重要篇章！

历史表明，大一统是中国的人心所向，避免动武、和平解决地方割据问题，是以人民利益为重，于中央与地方双赢的最佳选择，具有历史借鉴的现实意义。

“唐宋转型”与吴越文化

著名学者，范仲淹三十世孙，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范国强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经济形态、科学技术、军事组织、外交政策等都出现新的巨大的变革，呈现有别于唐朝的时代特征与思想文化特质。

北宋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鼎盛时期。宋代文明主要有六大特征：（一）闪光的思想哲学。范仲淹首创宋学，宋学又发展成理学各个流派，哲学家冯友兰把宋学称作新儒学；（二）宽松的政治制度。北宋采用重文轻武、举贤纳谏、君臣共治的政治制度，分化事权，改革科举制度，实施“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改革；（三）完善的教育体制。范仲淹广兴州县办学，一路为官一路办学，倡导义庄义学。“庆历兴学”全国州县办学2000余所，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四）繁荣的经济活动。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五）先进的科技文化。宋代除工业、农业领先世界外，还创造了三大发明；（六）忠贞的爱国精神。士大夫们不仅有忧患意识，又有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充满着忠君爱国的情怀。

在“唐宋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吴越王顺应潮流，崇尚中原，三授天册，纳土归宋，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团结、文化的大繁荣，受到宋代百姓的敬仰；（二）吴越王招贤讷谏，从善如流，开“唐宋转型”政治清明之先河；（三）吴越王“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百业兴旺；疏竣西湖、太湖、筑钱塘江捍海堤，造福百姓；重视农桑，把江南变成鱼米之乡，天下粮仓；把苏杭打造成人间天堂；（四）钱塘江流域是造纸印刷的发祥地，据考古发现，吴越王钱镠曾鉴印佛经八万四千册。吴越两地在宋代大兴州县办学，杭州、越州、睦州、明州、婺州、苏州等十三州，兴办各类书院近百家，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受到学校的规范教育，成为大宋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这为浙江成为历史上的文化大省、礼仪之邦打下了基础。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茶文化学科带头人，茶学与茶文化学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首批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省中青年科技突出成就获得者，四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王旭烽

《十国春秋》等有关吴越国的文献中，有关于吴越王给其吴氏夫人信件记载，一共也就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后来经过苏东坡等文人的再三渲染，“陌上花开”从此作为吴越文化中温柔亮丽的文化符号出现。

从字面看，这九个字也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说：原野里的花儿都开放了，您就在老家多呆几天，享受春天，不用着急赶回来的；这里有体贴，为夫人着想的细腻；还有一种是这样的：原野里的花儿都开放了，您就慢慢地回来吧；这是一个复调叙述，话里有话地表达，我想你了，快回来吧。不管怎么解读，都是夫妻间恩爱的表达。以至千百年来，人们把它奉为“天下第一情书”。

我们往往把“钱王射潮”与“陌上花开”放在一起叙述，以传递钱镠的文治武功。武功应该是指钱王能打仗，是个战场上的大英雄；而文治则说钱镠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在五代十国这个中国最为残暴混乱的历史单元中，他从容调整脚步，把握节奏，拿捏轻重，走出了与时俱进的姿态，走进了历史的新时代。

缓缓归矣，是从容不迫的历史脚步，我们听到了三种脚步声：

一是从士兵沙场的脚步声，走到了筑海塘的打夯声，基本国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从910年开始，他带领全体人民修海塘；治太湖；训织工；疏西湖；修庙宇；治水井；建圩田；亲力亲为，至死方休；

二是从军阀残杀的嚎叫声，到谈判桌上的和议声。钱镠渐渐地懂得了不屈而胜，不止一次地在箭在弦上时化险为夷，不止一次地通过和亲来解决番国之间的战争问题。宁可牺牲自己的亲骨肉，也要换来保境安民的大好局面；

三是踩着金瓯的四分五裂声，却走上一个统一的大中国疆域。钱镠的一个中国观，拥护中原正朔，并以遗训与家训的方式凝固下来，以此为最基本国策。在缓缓归来的历史脚步声中我们听出了他的审时度势，他的比较分析，陌上花开，是开在一统江山的中华大地上的。故从保境安民，到保族全民，为今天的锦绣江南诗画浙江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吴越三代五王，从陌上花开中缓缓走来，将乱世枭雄走成了国家英雄，跨度之大，举世无双。再造华夏，功莫大焉。

五代吴越国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徐吉军

吴越国在五代时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吴越国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欧阳修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苏轼也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史载吴越国时，“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因此其文化水平，在当时南方诸国中名列前茅。

五代吴越国文化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贡献重大。包括：实行“保境安民”政策，积极兴水利，筑海塘，奠定了江南地区幸福富庶的物质基础；秘色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丝绸纺织门类齐全、数量庞大、质量精美；造船技术高超；金银器加工工艺不同凡响；雕版印刷雕刻精细、印刷清晰；栽花、赏花、卖花、戴花之风盛行；商业空前繁荣，与多国建立了频繁的海外贸易关系。

五代吴越国文化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贡献重大。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佛学家等各界名流的思想渊源、精神价值、历史贡献、代表人物和对后人的影响等；大力提倡佛教，使杭州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中心，被誉为“东南佛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重用文臣，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有文学素养的僧人；天文学已达到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特有的方言风格、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岁时节日、礼仪风尚、家风家训以及其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内容等；建筑文化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总之，五代吴越国文化在吴越土地滋养下生成，形成了它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和集体记忆，生成了一系列代表中华文化的山水、建筑、工艺、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歌舞、宗教、科学技术、藏书、风俗和思想文化等。在这些领域，吴越国人或有所造诣，或独树一帜，或在自成一派，或多有创造，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和吴越纹理，构成了江南文化、或者说是长三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不仅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东亚、东南亚乃至西亚文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文字来源：区社科联 摄影：陈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