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吴越国福州佛教的文本记载，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从中发现吴越国与闽国在福州发展佛教的目的不同，吴越国在福州发展佛教并非局限于福州一地，而是延伸到泉州、漳州等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越国通过发展佛教对其治理福州多有裨益，对福州海洋文化以及对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吴越国从百越民族史视角出发，传承并发展了福州文脉，具有世界海洋史视野，在中国海洋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海洋发展以及新时期“一带一路”研究多有启示。

关键词：吴越国；福州；吴越佛教；环中国海区域；全球史视野

目前，学术界关于吴越国福州佛教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以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为代表，将王审知家族统治的闽国与吴越国进行对比，这一比较视野固然正确，但是该文未从闽国统治者来自光州固始县、吴越国统治者来自杭州切入，揭示杭州在于越，福建古属闽越，属于百越民族文化圈，与来自江淮流域的王审知不同。王审知入闽后，推崇越王勾践，强调越王勾践后裔无诸进入七闽建立闽越国，从越国早于福建成为华夏来看，王审知希望以此推动福建的王化进程。福州早在唐代，佛教就通过吴越地区传入，吴越国是在此前吴越地区佛教传播福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闽国佛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闽国强调越国文化，客观上对吴越国佛教传播福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谓王审知家族虔诚信佛，实际上忽视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佛教在西汉、东汉通过海陆传入中国，身披黄老之术的外衣。直到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接受前秦苻坚的邀请，前往长安译经，推动佛教开始中国化，对维护前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佛教本身也由此走向繁荣与发展之路。基于佛教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王审知家族希望通过佛教加强其统治。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与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均停留在重述文本记载层面，未能深入探索福州佛教的发展基础，无法全面揭示吴越国福州佛教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对此，本文将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围绕吴越国福州佛教，从环中国海区域视野切入，来揭示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首先，通过吴越国高僧福州俗家及其与福州佛教的法缘，探索福州佛教的发展历程。继而，通过探索福州佛教历史底蕴，考辨福州佛教的发展原因。最后，在研究吴越国佛教载体形式传播的基础上，探索对福州海洋史方面产生的影响。以期达到重新书写福州佛教发展历史，还原吴越国对福州佛教发展发挥的历史作用，揭示吴越国佛教文化以及治国方略的目的。

一、福州佛教发展

（一）福州籍高僧沩山灵祐禅师及其福州法嗣九峰慈慧禅师

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根据《宋高僧传》记载，称钱镠“早年投军时，闽人沩山灵祐的法嗣洪諲”开示。

按“沩山灵祐”，即《五灯会元》所载“潭州沩山灵祐禅师”，其俗家为“福州长溪赵氏子”，可知其俗家来自福州长溪县（今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于此未说明其来自福州，却泛称其为“闽人”，使之具有福建人的意涵，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读。若直称其为福州人，将一目了然，可以更好地理解钱镠与福州的佛教渊源。

查《闽书》记载：有“本州九峰慈慧禅师，初在沩山”，名列唐代“福州释衲”，可知其俗家福州。沩山灵祐是沩山的开山祖师、佛教沩仰宗的开创者，慈慧禅师虽然出家，但是却仍讲究地缘关系，以其与沩山灵祐禅师同样来自福州，而拜其为师，成为沩山灵祐禅师的法嗣，名列《南岳下四世》。沩山灵祐禅师曾“剃发于杭州龙兴寺”，可知其前往吴越剃发，是吴越佛教的重要成员。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未提及这一渊源，可见该文局限于就吴越国论述吴越国，并未从吴越国的佛教，即吴越佛教出发，论述吴越佛教与福州的法缘关系。从《闽书》记载可知，与吴越佛教关系密切的福州籍大德高僧对福州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闽书》所载可反映上述相关人物对其俗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又据《闽书》记载，称时属福州的霍童山开山祖师来自杭州灵隐寺“名僧清耸禅师（闽人）”。查《闽书》记载：“福州释衲”名录中有“杭州灵隐清耸禅师”，可知清耸禅师俗家福州，王荣国该文再次未直接说明清耸禅师是福州人。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提及清耸禅师时虽有“福建福清县人”之称，却未一目了然直接称之为“福建福州福清县人”深入研究。例如：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引《景德传灯录》称清耸禅师曾“钱懿王命于临安两处开法，后居灵隐上寺”，按“钱懿王”即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可知清耸禅师深得钱弘俶信任，在吴越国的首都开法，对清耸禅师俗家福州当地的佛教自然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曾述及子仪禅师，虽然称其是温州乐清人，“从福州鼓山涌泉寺神晏国师处得法后回浙”，“钱忠懿王”“命开法”。然而，该文却未围绕神晏的“国师”由来，结合钱弘俶生平加以论述。根据这一文本的记载：神晏国师是应王审知的邀请，开创鼓山涌泉寺，与王延彬关系密切。然而，根据《五灯会元》记载：福州鼓山神晏兴圣国师“大梁李氏子”，其俗家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与来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王审知均来自北方，其入闽弘法自然与闽国的治国方略有关。其时温州属吴越国管辖，可知子仪禅师作为与来自王审知一样来自北方、又深受王审知信任的高僧法嗣，以吴越国的僧人身份，将王审知推动的福州法脉传承于吴越国。可见于此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疆界之分，吴越国佛教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福州佛教由此获得大发展。

（二）福州籍吴越国大德高僧

1.杭州龙华寺契盈禅师

据《闽书》记载：“福州释衲”有契盈禅师与吴越国王钱镠交往密切：

契盈，从钱吴越王登渌波亭，时两浙贡赋，繇海上达青州登陆，凡三千里。王命对曰：“三千里外一条水。”契盈应声曰：“十二时中两候潮。”人称骈切。

按“钱吴越王镠”，即吴越王钱镠。“渌波亭”，位于杭州。“两浙贡赋”，即吴越国进贡赋税。“青州”，位于山东。从中可知，契盈禅师曾跟随钱镠登渌波亭。其时，两浙贡赋，通过海路前往山东青州，全程三千里。钱镠下令契盈禅师与之应对，契盈禅师应对自如，极为贴切，由此获得世人称道。契盈禅师，《闽书》于此未载其俗家所在，但是从其见载《闽书》“福州释衲”名录，可知其俗家应是福州。可见这一脍炙人口的佛教典故是俗家福州的契盈禅师所为。虽然渌波亭位于杭州，于此记述“两浙”、“青州”之事，并无福州的记载，但是契盈禅师俗家福州是毋庸置疑的，直到明代中后期的漳州月港繁荣发展之际，何乔远仍将此记载到《闽书》当中。《闽书》虽然是私人所修方志，但是从《闽书》收录的两篇《闽书序》落款“崇祯四年仲夏月吉旦，钦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文灿”、“万历四十七年，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福清叶向高”来看，《闽书》在崇祯四年（1631）刊行之际，不仅获得了时任福建巡抚熊文灿为之作序，也就是该志获得了地方官府的认可，而且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就获得了时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支持。叶向高，据《明万历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癸未科）》记载：其是“福建福州府福清县军籍”，既然何乔远《闽书》获得了福州豪绅的支持，《闽书》记载的内容应为其所认同，可知具有半官方色彩，该志所载应是可信的，也代表了闽地精英长期以来的态度。

另据《五灯会元》记载：“杭州龙华寺契盈广辨周智禅师”，此“契盈”正是“杭州龙华寺契盈广辨周智禅师”，乃杭州龙华寺的高僧。查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并无契盈禅师的论述，按契盈禅师与钱镠的这一典故早已成为佛教禅宗经典，也是吴越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契盈禅师的俗家故里，其时隶属吴越国管辖范围的福州自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虽然根据《闽书》研究，却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该文又以福州佛寺为主局限于其与吴越国之间的法缘关系，从而忽略了此重要记载。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虽有论述，但未就契盈禅师的籍贯加以考述，可见局限于文本重述阶段，未能全面揭示相关问题。契盈禅师成为吴越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毋庸置疑的，从吴越国以及吴越佛教对福州的影响来看，其中就有来自福州籍名僧契盈禅师的因素。

2.杭州龙兴寺慧居禅师

据《闽书》记载：“杭州龙兴寺慧居禅师，自天台领旨，钱王俶命住上寺，开堂示众”，按慧居禅师名列“福州释衲”，可知其俗家福州。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一文认为其是“福建人”，按福建仅有福州属吴越国管辖，可知该文既然论述吴越国佛寺，王承于此并未发现《闽书》相关记载，如果从慧居禅师的俗家福州出发，将出现进一步的论述。按“杭州龙兴寺”，即上述沩山灵祐禅师剃发的佛寺，可见与沩山灵祐禅师同样来自福州俗家的慧居禅师选择出家的佛寺，应有这一层关系。

按“钱王俶”，即吴越国王钱弘俶，可知慧居禅师深受吴越国统治者的重视。慧居禅师根据钱弘俶的旨意开堂，在吴越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按福州属吴越国管辖，成为吴越国佛教重要组成部分的慧居禅师，自然对其俗家福州当地佛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应是福州佛教何以在吴越国成为佛教中心的原因之一，作为相关的外因，对于福州佛教本身又是相应的内因。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一文于此并未述及，无法做到深刻的揭示，应与其认为慧居禅师未有福州记载有关，可见其局限于文本记载层面，未能深入探索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

（三）福建历史上首位禅茶诗文作者钱昱

目前所见淳熙《三山志》有二个版本：其一、根据林弘衍《序言》落款“崇祯戊寅夏”，从中可知此版本为明崇祯戊寅（1638）版本，以下简称“崇祯本”；其二、是《钦定四库全书》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刊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

查崇祯本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怀安县有“升山灵岩寺”，“国初，钱昱诗”，内有“禅斋春草长”“山静带茶香”“更有名僧在，茅庵住上方”。查四库本淳熙《三山志》所载内容与之相同。按“国初”指的是淳熙《三山志》作者梁克家所在的朝代，即宋朝初年，具体是北宋初年。从“钱昱”担任吴越国节度使来看，其时福州是在吴越国统治时期，只不过与之相应的北宋纪年，淳熙《三山志》作者为南宋时人，从北宋正统地位出发，结合吴越国曾向北宋自称国王，而称之为“国初”。

查淳熙《三山志》记载的佛寺相关诗文，唯独钱昱此诗最早。按钱昱此诗提及“禅斋”、“名僧”、“茅庵”，结合“茶香”，可知此“茶”应是禅茶。可见早在吴越国末年福州就以禅茶著称，钱昱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赋诗作文见载地方志者，在吴越国佛教以及禅茶诗文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往论者未能从这一细节出发，根据该诗相关诗句，置身历史情境深入探索。

钱昱信佛、吴越国崇佛，与闽国崇佛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钱昱该诗所云“茶香”，有“（底本作‘花香’，据库本、崇抄改）”之说，按“底本”指的是淳熙《三山志》原来的版本，“库本”指的是《钦定四库全书》的版本，“崇抄本”指的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版本。可知“茶香”二字，历史上存在不同记载。最早的版本记载为“花香”，到了明末、清代中期就发现这一问题，将“花香”二字改作“茶香”，乾嘉年间以考据著称，应以其所考为是，且有明末本持此说，应是淳熙《三山志》底本刊刻之误，应据此将“花香”二字改作“茶香”。为何会在传抄、刊行的过程中出现这一问题呢？个中原因又值得深入探讨。

四库全书本淳熙《三山志》记载：升山灵岩寺“旧号飞山，世传越王勾践时自会稽一夕飞来鉴湖，即其址也。有寺经始于天嘉三年”，该寺兴建时间的确切记载是在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实则应在此间兴建。所谓越王勾践叙事，实际上与吴越国钱昱于此结下佛缘有关，欲在强调福州升山与会稽法缘背后福州与会稽同属百越之地。从中可见吴越国及其文化对福州升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被北宋所取代，却仍然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

二、吴越国福州佛教发展的基础

（一）历史积淀

1.早期唐代闽籍吴越佛教人物

《闽书》在福州释衲人物中记载了部分吴越高僧：

（1）杭州千顷楚南禅师

《闽书》记载：

杭州千顷楚南禅师，参黄蘖...大顺三年，宣州孙儒寇钱塘，发塔，睹师全身俨然，爪发俱长，拜谢而去。

按“千顷”即千顷山，位于杭州，为佛教名山。“黄蘖”，即黄檗禅师，是佛教黄檗宗创始人，其俗家位于泉州万安县（今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从泉州在唐代曾一度使用福州来看，黄蘖禅师应是此期间人物。

另据《禅宗正脉》记载：“杭州千顷山楚南禅师，福州张氏子”，从中可知楚南俗家福州，其与黄蘖禅师均是福建籍在外高僧。

按“钱塘”，位于杭州，从大顺三年（892），宣州孙儒攻占钱塘，发楚南禅师舍利塔，目睹楚南禅师全身安好，栩栩如生，由此拜谢而去来看，楚南禅师由此名扬江南，在吴越佛教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成为吴越佛教的文化符号。

2.闽国时期前往吴越弘法的闽籍高僧

（1）台州瑞岩师彦禅师

据《闽书》记载：“台州瑞岩师彦禅师，初礼岩头全奯”，另据《五灯会元》作“台州瑞岩师产禅师”，从其是“闽之许氏子”，按此“闽”，由师彦禅师见载《闽书》“福州释衲”，可知指福州人，即俗家是福州闽县许氏。“岩头全奯”，即鄂州岩头全奯禅师，据《五灯会元》记载，其是“泉州柯氏子”，可知其来自泉州。师彦禅师因与岩头全奯禅师同样来自福建，而拜其为师。

岩头全奯与“雪峰、钦山为友”，即与福州鼓山雪峰义存禅师为同门师兄弟，可见师彦禅师其俗家福州正处闽国统治时期，师彦禅师为吴越国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其曾“自杭州大慈山逦迤造于临济”，可见吴越佛教对其时闽地佛教已有向心力。

（2）温州瑞峰神禄禅师

据《闽书》记载，“福州释衲”有“温州瑞峰神禄禅师，久为瑞峰侍者，后开山创院，学侣依附”，从中可知其来自福州的神禄禅师见证了温州瑞峰开山创院，为吴越佛教奠定了基础。

“福州莲华山永兴神禄禅师，闽王请开堂日”的典故，按“闽王”即王审知。从温州瑞峰神禄禅师生活在五代十国时期，俗家来自福州来看，似与福州莲华山永兴神禄禅师为同一人。然而，查《闽书》又有“本州莲华山永兴神禄禅师”记载，可知二者并非同一人。

（3）杭州报慈院从瓖禅师

《闽书》“福州释衲”记载有“杭州报慈院从瓖禅师”及其偈语，另据《五灯会元》记载：其俗家“福州陈氏子”，可知从瓖禅师俗家福州，其在杭州成为名刹高僧，其偈语流传至今，对吴越佛教影响深远。

按从瓖禅师出自“长庆慧稜禅师法嗣”，即“福州长庆慧稜禅师”法嗣，按慧稜禅师俗家“杭州盐官人也，姓孙氏”，其又出自雪峰义存禅师法嗣，可知福州与杭州之间具有密切的法缘关系，且相互影响。

（二）福州、泉州佛教具有法缘关系

吴越国时期，福建福州隶属吴越国管辖，泉州则属留从效势力范围。福州与泉州均是著名佛教胜地，历来围绕福州佛教局限于就福州论福州，而未从福州以外深入探索福州，未能发现福州与泉州的佛教互动关系，据此深入研究福州、泉州两地佛教渊源。

例如：福州鼓山雪峰义存禅师，影响深远，其俗家“泉州南安曾氏子”，可见虽然泉州被留从效割据，却改变不了泉州与福州佛教的法缘关系，在吴越国之前来自泉州的雪峰义存禅师对福州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吴越国时期，福州佛教却继续对泉州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按泉州南安县，在闽国时期析置永春县，即留从效故里，可知其与留从效又有祖地渊源，成为了影响泉州佛教的因素之一。

（三）福州籍高僧在泉州、漳州传有名僧法脉

据《闽书》记载：泉州国欢文矩禅师”、“泉州睡龙山道溥弘教禅师”、“泉州开元寺文超禅师”、“漳州保福院从展禅师”等4名大德高僧的俗家均来自福州，见载《闽书》“福州释衲”名录。

另据《五灯会元》记载，道溥弘教禅师俗家“福唐郑氏子”，从展禅师俗家“福州陈氏子”，按“福唐”指福唐县，是福清县的曾用名，可知溥弘教禅师的俗家是福州福清郑氏。从展禅师的俗家则来自福州陈氏。

文超禅师虽未见载《五灯会元》，但是其俗家确来自福州。文超禅师“门弟子多贤者，无晦文章尤知名”，从中可知其法嗣多有贤人，在泉州开元寺法水常流，可见来自福州的大德高僧对泉州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灯会元》记载：“保福展禅师法嗣”分布“漳州延寿寺”、“漳州保福”、“福州报慈院”、“泉州万安院”、“漳州报恩院”、“泉州凤凰山”、“福州永隆院”、“泉州后招庆和尚”、“泉州招庆院”、“福州康山”、“泉州西明院”等11座名刹高僧，从展禅师法脉分布在福州、泉州、漳州三地。在吴越国时期，仍然超越吴越国与留从效统治的疆界，通过福州与泉州、漳州之间的同门师兄弟法脉互动，继续对泉州、漳州佛教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吴越国福州佛教发展影响

（一）推动了福建参与环中国海航道进程

契盈禅师见“两浙贡赋，繇海上达青州登陆”，按两浙至青州，即浙江前往山东海道，浙江、山东位于环中国海区域，契盈禅师见证了浙江往山东之间的通航。福建也地处环中国海区域，福州依山傍海，为吴越国管辖，对契盈禅师俗家福州的海外贸易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按《闽书》所载“高邮醴泉寺昭庆禅师”，即昭庆禅师，是北宋著名大德高僧，其俗家“晋江林氏”，少时“为贾客往来闽、粤、山东海道，资用甚饶”，“皇祐中”“名隶漳州开元寺僧”，与秦观友善，“观为作塔铭”。福建、广东、山东海道地处环中国海海域，昭庆禅师少时就从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也就是泉州刺桐港出发往来于福建、广东、山东海道，按福建历史上航海山东应始于吴越国开展浙江前往山东航道，虽未记载福建其时是否开辟山东的航海线路，但是从福州隶属吴越国来看，应与吴越国有关，即在吴越国时期，福州在两浙开辟山东海道的基础上，基于同属吴越国管辖，开辟了福州前往山东的航海线路。因此，林昭庆的环中国海视野，应源于吴越国统治福州，其与契盈禅师密不可分。

“漳州开元寺”，是北宋时期五大佛寺之一，可见林昭庆从漳州、泉州航海山东。土肥祐子《宋代的漳州商人——黄琼与林照庆》一文曾论述南宋初年著名海商黄琼与林照庆，即昭庆禅师交往密切。从朱熹高足陈淳所谓“漳民无大经商”，实则漳州百姓应与黄琼相似，自漳州前往泉州出海，陈淳所见应是漳州并无出海，对漳州并非全面认识。黄琼应在林昭庆的支持下，前往临安（今杭州）告御状，可见其时已有漳州前往临安的航海路线。从漳州、泉州与吴越国以及吴越佛教具有渊源来看，契盈禅师见证的江南前往山东的航海路线在福建继续产生影响。

（二）促进了福州长溪县与高丽的对外交流

沩山灵祐禅师俗家来自福州长溪县。按长溪县是著名对外贸易口岸，钱镠发展海外贸易，吴越国是著名海洋帝国，可知应由此对福州对外交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曾巩自北宋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元年（1078）任福州知州时所作《乱山》，有“举头东岸是新罗”诗句，其自注“福州际海，东岸即新罗诸国，《图经》亦云：长溪与外国接界”，吕肖奂《高丽文化在宋朝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地域与阶层在认知与接受域外文化上的差异》一文认为在福州肉眼上无法望见新罗国而提出实则曾巩的想象。然从“福州际海”，即福州位于环中国海区域，曾巩于此述及福州海洋文化。按新罗亡于935年，其时应为“高丽”。从西夏建于1038年，935年为闽国永和二年，可知早在新罗时期福建就与之开展海外贸易。“举头东岸是新罗”之句，实际上反映了福州与朝鲜早有往来，故有“莫问吾亲在何处”之称。从中可知，曾巩对福州海外交流有深刻了解，与福州的新罗华侨眷有交，讴歌了福州海外交流。吕肖奂该文未能结合福州于高丽海外贸易历史，误认为仅是曾巩的想象是片面的，其立论并不成立。作为灵祐禅师的俗家福州长溪县与新罗多有交流，实则与钱镠和后百济的密切交往具有一定关联，吴越国对外交流于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三）促进了福州对外交流

《闽书》记载：灵隐灵祐禅师在卓锡杭州灵隐寺之前，“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节度使钱亿执事师之礼”，按“明州”，即明州港，唐代起就成为海内四大港口之一。按“钱亿”，即钱弘亿，时任吴越国奉国军节度使、明州刺史，曾拜相，可见其在任期间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对明州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灵祐禅师在明州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对海外产生了积极影响。《闽书》囿于宗教史论述，未能述及其海外影响。

王荣国《杭州龙华灵照禅师弘法历程考（一）》、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二文均曾提及灵照真觉禅师，王承该文重述文本记载；王荣国该文对此曾作考述，认为灵照禅师“很可能是直接从朝鲜半岛乘船取海陆抵福州的”，“因为唐末五代福州港兴盛，且为当时福建对外贸易港口”，其言下之意是指福州对外贸易源于王审知，但是，其却忽视了福州东冶港、甘棠港是闽中汉、唐最大港口这一史实。按吴越国与高丽关系密切，灵照禅师更有可能由此自高丽前往吴越国。而即使是高丽前往福州，也是源于吴越国与高丽关系密切。按北宋蔡蔡襄所撰《荔枝谱》记载：福州荔枝“外至北漠、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按蔡襄《荔枝谱》作于嘉祐四年（1059），嘉祐五年（1060）誊抄，可知福州荔枝在北宋嘉祐间（1059-1060）与新罗交往密切，按“新罗”其时已灭亡，应作“高丽”。明州在北宋时设立市舶司，开辟北宋与高丽往来主要航线，北宋时期福州与高丽方才密切交往。深得吴越国王钱弘俶信任、来自与明州同处环中国海区域福州的一代大德高僧灵祐禅师，以及灵照禅师，对福州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包括了海洋方面的影响。

另据《五灯会元》记载：“杭州龙华寺灵照真觉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按“雪峰”即雪峰义存禅师，是福州高僧。高丽国人灵照真觉禅师在卓锡杭州龙华寺之前就前往福州学法，其所传法脉源于福州。王荣国《杭州龙华灵照禅师弘法历程考（一）》、王承《五代杭州佛寺》二文均未述及。实际上福州佛教深受吴越佛教影响，吴越佛教受到了来自福州的影响，福州佛教与吴越佛教之间具有互动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取得了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吴越国佛教既有灵祐、契盈、慧居等吴越国福州籍高僧在吴越国政治中心杭州的传播，由此对其俗家福州的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又有来自唐代以来的福州籍高僧千顷楚南、瑞岩师彦、瑞峰神禄、从瓖、从展，通过发展吴越佛教，对福州产生一定影响。在福州籍吴越国高僧契盈、沩山灵祐、灵隐灵祐的影响下，超越佛教，对福州海洋文化以及对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昱在福州升山的禅茶诗作，开创了福州禅茶诗文先河，在中国佛教史乃至茶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吴越国在福州的佛教发展，并非开始只是从吴越国统治福州之际开始，早在唐代，福州就与吴越地区的法缘关系就奠定了基础，延至五代时期，既出现了福州高僧的法脉在吴越地区的传播，又有吴越地区高僧在福州的传播，在成为吴越佛教的组成部分、福州佛教的组成部分后，对福州佛教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吴越国在福州发展佛教，并非局限于福州地方，在泉州、漳州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吴越国时期福州佛教研究，局限于吴越国时期在福州的佛寺，由此造成对吴越国福州佛教的片面认识。与闽国在福州的佛教政策不同，吴越国从福州与浙江同属百越民族出发，传承并发展了福州海洋文化，促进了福州的对外交流。吴越国从福州与杭州同属环中国海区域出发，对福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世界海洋史格局的体现。吴越国以佛教为载体，超越了佛教本身范畴，对福州禅茶文化、海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吴越国治国方略的体现。

第三、新时期吴越国佛教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重述阶段，应树立揭示文本背后历史情境重要性的认识。例如：佛教研究不能局限于佛寺、名僧的文本记载，要深入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情境，探索为何有此记载，其目的何在？形成的过程又是如何？通过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王朝制度史、海洋史为代表的全球史三位一体的多元视野中，参考、借鉴宗教史、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探索。跳出吴越国、吴越佛教的范畴，深入探索，最终达到为吴越国、吴越佛教研究的目的。在佛教研究中，不仅要上升到佛教文化层面，更要从佛教研究出发，比较福州以外的吴越国内部、以及福州之前的政权闽国。与此同时，还要从吴越国发展佛教出发，探索吴越国的治国方略，通过比较视野研究其与闽国的异同。未来将在福州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吴越国佛教研究，为吴越国治国理政策略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王荣国.吴越国割据时期福州佛教[J].福建宗教,2001,(4):26-28.

[2]王承.五代杭州佛寺[D].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王荣国.杭州龙华灵照禅师弘法历程考(一)[].杭州文史(第5辑),杭州文史网,http://www.hangchow.org/index.php/base/news_show/cid/3158.2018-11-01/2019-07-23.

作者简介：刘涛，男，福建漳平人，研究员，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研究员、肇庆学院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