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咏物是中国古诗中的一个题材大类。中国古代咏物诗的类型，大致分为有寄托与无寄托两种。另有一种在这两种之间，是类书式的咏物诗。有寄托的咏物诗，又可以分为以物喻人、以物喻事、托物喻志、托物喻世、托物寄情、托物寄慨、托物寓刺等小类。这些咏物诗的小类，各有其发生的时代脉络可寻，亦各有其发展的高峰时期。本文所做的，便是梳理这些咏物诗的类型，探讨其发生、发展的时代与当时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咏物诗的类型作一个总结。

关键词： 古诗 咏物诗 类型

咏物是中国古诗中的一个题材大类，但对咏物诗的研究却是从本世纪初才逐渐兴盛起来的。近年来，研究咏物诗的单篇论文增多，高校博士学位论文也纷纷出现。李定广先生大笔勾勒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演进逻辑，上海师范大学成为咏物诗研究的重镇。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笔者得以梳理古代咏物诗的类型，并探讨各种类型之所以然。

一、以物喻人、以物喻事

    上古时代的一些歌谣，像“断竹，继竹，飞土，逐肉”，已经具有咏物的性质。

《诗经》中有不少咏物的句子，如《桃夭》中描摹桃花，《蒹葭》中写蒹葭，虽语句不多，而深得其形，传为成语或熟语。《诗经》咏物，是以物起兴，兼以物喻人，比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蒹葭苍苍”等等。这些诗句，以描摹物态起兴，以物与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历程的相通之处，互相比并。此外像《相鼠》《墙有茨》《鸱号鸟》《节南山》等篇，几乎全篇以物喻人。

    《诗经》中以物喻人，带有随意性、不确定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先民们随意而吟唱，适会某物，物与心有契合相通之处，心有所感，随口起兴，没有经过周密的谋篇布局，不加雕琢。咏物喻人，只取某一点相合即可，还没有将某物与某种品质建立起固定联想。比如《节南山》，以南山比专横的师尹。而在后世，“山”一般是以一种崇高、壮美的意象，出现在文人作品中的。再如〈鸨羽〉，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鸨在后世有恶名，而在〈诗经〉时代，先民们并未想到那么多。在他们的歌吟中，“物”是客观存在，诗人对其并无先入为主的好恶，并无褒贬。

《诗经》咏物，目的不在物，全篇是以“人”为中心的，咏物是为了喻人。这种比喻是“他喻”，即以物比喻他人。

二、托物寓志

    楚辞晚于《诗经》，楚辞中的比兴，比起《诗经》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从物无好恶的比兴，发展到 “香草美人，以喻君子；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比兴与象征。诗人依自己的好恶，将客观事物区分高下，寄寓褒贬。诗人标举的、坚持的是高洁的人格精神，诗中以正面歌颂、肯定香草美人为主，恶禽臭物仅作为对比物而存在诗中，数量少，出现次数也极少。从〈离骚〉全诗来看，诗人自幼“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整首诗中提到的香草名称极多，计有：江离、薜芷、兰、木兰、宿莽、申椒、菌桂、蕙、茝、荃、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秋菊、薜荔、胡绳、芰、荷、芙蓉、茹蕙、幽兰等；提到的高洁的禽鸟有：鸷鸟、鸾皇；《离骚》中的恶草有：菉葹、艾、茅、萧艾、椒、樧。恶鸟有：鸩、雄鸠、鹈鴃。

其次，楚辞中咏物，与《诗经》相比，多数并不描摹物态。我们从《诗经》中知道，桃花怒放时，如同云蒸霞灼；知道杨柳依依逐人，如丝如缕，随风飘扬；但是从《离骚》中，只知道江离、薜芷是香草，却不知其形貌。作者写这些香草，用意也不在于描摹其形态为读者作说明，而是以比喻、象征自己高尚的品格气节，抒发志向，是托物言志。

屈原的《橘颂》，比较细致地描写了橘树的物性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橘树的枝叶花果：“绿叶素荣”、“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等等。橘树这些生物学上的天然特征，在屈原看来，全都有美好的内涵。比如物性难徙，对于培养作物、扩大种植来看并非好事，屈原认为是忠诚专一，是美德；橘子的表皮颜色鲜明，内瓤雪白莹洁，在屈原看来，好似可以赋予重任的人。这就完全将物的特性比附为人的美德，《橘颂》也成为比兴体咏物诗的发端。有人称后世效法《橘颂》的咏物诗为“颂体”咏物诗。

《橘颂》所咏之志，是高洁的志向，屈原用于自比。此后，从汉、魏到晋与刘宋，托物言志都是这一阶段咏物诗的主流，比如刘桢《赠从弟三首》，以“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来寄寓自己坚韧高洁的志向。托物言志中的“志”，具有类型化的特点，它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志，是正人君子用于自勉自励的美德。

三、单纯体物，别无寄寓

《诗经》多比兴，往往以咏物起兴。这些咏物的句子，“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刘勰用“写气图貌”、“情貌无遗”来赞美《诗经》中描摹物态，达到了传神入微的成就。可惜《诗经》中只有这些句子，还没有没有专门咏物的篇章。

从枚乘《七发》开始，汉人喜欢在赋中罗列物态，不厌其烦。《七发》中就用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绘声绘地地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汉大赋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成为一时之风。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 可以说，《诗经》中细腻地描摹物态的句子，与汉大赋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的文字，对于文人咏物注重描摹物态这一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汉赋语汇丰富，词藻华美，善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的描摹，但是缺乏个人情感志向的寄托，这些特色对于南朝咏物诗不无影响。

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描摹物态，也就是咏物。陆机认为，用赋来体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这主要是对形式的要求，而不要求有所寄寓。南朝咏物诗兴起后，大致是沿着这种重形式而轻思想内容的创作道路发展的。

从齐梁到唐初，咏物诗的数量猛增，咏物这一题材在南朝诗歌中占了重要比例。梁简文帝萧纲写了68首咏物诗，为南朝之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萧梁成为咏物诗的全盛时期。

南朝咏物诗与宫体诗有很多交叉之处，或者竟可以说是宫体诗中之一类，其作者与宫体诗作者基本上是同一群人。由于文化垄断，作者多为士族子弟，聚为宫廷诗人。这些人缺乏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锻炼。士族子弟中之荏弱者，竟至于畏马如虎；而得到官职又相当容易：“上书不落则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他们生活圈子狭隘，不知民生艰难，不识劳作之苦，没有怀才不遇之慨，对于山川之壮美、羁旅之苦辛历者甚少。因生活环境狭窄，作诗题材有限，“物” 在周遭，所知甚悉，习见而易下笔；加之咏物题材，不关现实，无伤大雅，故而此时多咏物诗。这些咏物诗，以图形写貌为主，没有深刻的思想寄托。学者们把这种缺乏寄寓、单纯描摹物态的咏物诗，称为“赋体咏物诗”。“赋”者，直陈其事也。

南朝的赋体咏物诗中，也有写得比较好的，比如刘宋沈约的《咏檐前竹》、《咏湖中雁》；萧梁刘孝绰的《咏素蝶诗》、刘缓《新月》诗等。到了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反对咏物只重视辞藻摹写，而无比兴寄托：“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自己写了《修竹篇》，以寓己志。张九龄的名篇《感遇》同样以咏兰寓托自己高洁的人格。此后，唐代咏物诗多有寄托，赋体咏物诗要到宋代才再度兴盛。

四、类书式的咏物诗

    到了初唐，出现了《李峤百咏》。这是一组“类书式的大型咏物组诗”，葛晓音先生认为，作者“在写作之前先按类书的分类作过一个总体的规划，所咏１２０种物名与〈初学记〉机同的有９２种，各种物名在其所属类目中的编排顺序也大致相近。”

这组咏物诗，分为三种：

    （一）直接描摹物态的，采用赋物法，比如入选小学教材的《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些咏物诗，没有寄寓任何思想情感。

    （二）描摹物态，兼用跟此物有关的典故。这是这组诗中最多的。比如《雾》：“曹公迷楚泽，汉帝出平城。涿鹿妖氛静，丹山霁色明。类烟飞稍重，方雨散还轻。倘入非熊兆，宁思玄豹情。”全诗除了两句”类烟飞稍重，方雨散还轻”，其余六句都用跟雾有关的典故。另外像〈风〉（落日生蘋末）、〈梅〉〈雨〉〈燕〉〈竹〉〈楼〉、〈纸〉〈弓〉〈象〉〈海〉〈桥〉〈经〉……等等都是如此，只不过有的诗中用典多几句，有的诗中用典少几句。

（三）空前的古代咏物诗：“类书”式的咏物诗。这是李峤的独创，他以事物为题，把与题目有关的典故集中在题下，比事连类，事聚类从。比如：《诗》：“都尉仙凫远，梁王驷马来。扇中纨素制，机上锦纹回。天子三章传，陈王七步才。缁衣久擅美，祖德信悠哉。”

这首诗句句都用与“诗”有关的典故：“都尉仙凫远”，是用《后汉书·方术列传上·王乔》，王乔的鞋子化为凫鸟的典故；“梁王驷马来”，用谢惠连《雪赋》中梁王招邹枚诸人作诗的典故；“扇中纨素制”，用班婕妤《团扇诗》典故；“机上锦纹回”，用苏惠织回文诗于锦上的典故；“天子三章传”，用刘邦写的《大风歌》只有三句，却气势恢弘，雄视千古的典故；“陈王七步才”是说曹植七步作诗；“缁衣久擅美”，是说陆机的“素衣化为缁”诗写得好；“祖德信悠哉”，是说祖宗高尚德行流传悠远。

全诗句句都用与“诗”有关的典故；《歌》《兰》《鹿》《象》等诗也是如此，每首诗用八个用题目有关的典故。这些诗对于具体事物如兰，没有一点关于纤枝长叶、幽谷清香等的描写，而只有典故，让人读后对兰这种植物没有任何生物特征上的了解。对于鹿和象等，也是如此。所以在古代咏物诗史上，是最为奇特的一种咏物诗。

葛晓音先生认为，整组《李峤百咏》的创作，是“为了给初学者提供一种律诗咏物用典的范式”。百咏中这三种咏物诗，有纯咏物的，有咏物兼用典的，有纯用典的，确实是起到了普及咏物诗做法的作用。宋代丁谓仿效李峤作《单题诗》“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寄洛中子孙，名《青衿集》······且篇篇用李韵 ”。从“一句一事”来看，同样是句句用典，属于类书式的咏物诗。

五、咏物寄慨、托物喻世的咏物诗

《诗经》中的《鸱枭》、《尸鸠》等篇章，以动物寓言故事，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不过还不是专门的咏物诗。到唐代，咏物寄慨、托物喻世的咏物诗也成为咏物诗的一个大类。

杜甫的咏物诗甚多。他早期的咏物诗，多是托物以喻己志，比如《胡马》《画鹰》等，以骧腾万里、鹏博九天的骏马、苍鹰，比喻自己的凌云壮志。

中年以后，杜甫辗转流离，心态发生很大变化。在成都兵乱后写的《枯棕》《病楠》《苦竹》等，借咏物以悲天悯人。诗中不再是以物比喻自己，而是比喻他人，即被重赋割剥得奄奄一息的劳动人民。有时候，杜诗咏物只是对生活中某物产生某种感慨，比如《白小》，“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感叹人们对银鱼的卵也不放过，具有朦胧的生态保护思想。

刘禹锡的《竹枝词》：“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借瞿塘峡之险，来反喻人心之险，险过江峡。

    白居易的《红线毯》，属于“秦中吟”系列，在描写了红线毯的温暖舒适之后，质问争新买宠的官员们：“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感时伤世。这些诗，与《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借物起兴，寄托感慨、比喻时世是一脉相传的。

六、托物喻情的咏物诗

    托物喻情与托物喻志的区别，在于“志”一般是士人共有的、积极向上的志向或政治理想，往往是类型化的一种美德，比如坚强、高洁、自我牺牲等；而“情”是个性化的，个人独有的一种情感体验或个性气质。这种情感或个性气质，也许是多愁善感，也许是自怜自伤，不足以称为美德，贵在独具个性。咏物诗从托物喻志到托物喻情的发展，也是古代诗人从崇尚群体美德向抒发个性气质转变的过程。

    从杜甫开始，咏物诗所寄寓的思想情感，从类型化的美德向独特的人格个性转变。比如《白丝行》：“缲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以素质易染，比喻才士容易被社会污染，角度新颖独特。

李商隐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个性化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种托物喻情的咏物诗的集大成者。李商隐的咏物诗，往往寄托的情感极具诗人的个性，比如《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寄寓着自身飘零的身世和对冷漠无情环境的感受；《落花》：“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更有“伤春”的意绪。他如“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处处表现出对人生美好的眷恋、又处处表现出对这美好易逝的感伤。《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简直是万念俱灰，物我莫辨。

刘学楷先生指出：“义山托物寓怀之作，则每专注于物的悲剧命运”，此言得之。李商隐咏物诗中体现出来的柔弱感伤、幽微灵秀、空虚冷寂，完全是自身个性气质的映射，非性情中人、非灵心善感之辈，难于有同感共鸣。

七、托物喻刺

托物寓志，是借所咏之物的特征来比附美德，自勉自励。因此有学者将托物寓志的咏物诗称为“尊题”，即诗人以尊崇此物来崇尚美德。李商隐托物寓情，此情不一定是世所共称的美德，但有独特的个性。到了杜甫，以其卓绝才力，对赋体咏物诗和比兴体咏物诗都有创作，且又上绍《诗经》，托物寓刺。

托物喻刺，即咏某物时，意在讽刺此物所寓托的对象，也就是指桑骂槐。《诗经》中《节南山》，就借“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讽刺师尹如同南山一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诗经·鸱鸮》是善良的弱者控诉鸱鸮的恶行。这些诗题中的事物，就是作者指斥的对象。

后来，学者们把托物寓刺的咏物诗称为“贬题”。也就是借所咏之物来寄寓讥刺。

比如杜甫的《萤》：“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这首诗是讥刺君王身边的小人，因宦官要受腐刑，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指宦官。其实不必拘定，但其“敢近太阳飞”，则一定是君王亲近之人。“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刺小人失去依附，无有归处矣。

再如韩愈的《杂诗四首·其一》：“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 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朝蝇暮蚊，都比喻、讽刺得志不长的小人。

宋代魏天应《论学绳尺》在探讨“论”体文章的写法时，提出“贬题立说格”这种写法，虽不是针对咏物诗，但是可以借“贬题”这个名目，来概括这种类型的咏物诗。

唐末罗隐大开“贬题”之门，他笔下的咏物诗，大多为寓刺之作。著名的如《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从本意上来看，这首诗是讽刺唐末那些营营碌碌的大小官吏们，说他们像蜂一样无处不在，钻头觅缝到处谋利，聚敛无厌，家财却转眼属于他人，或被查抄，或并吞并。中唐晚唐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互相攻伐，战争频仍，官吏们身亡财散的情况屡见不鲜。杜甫《草堂》诗，写中唐历史上徐知道乱蜀事件，死者（鬼）的财产被占据：“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至于以蜂喻钻营者，古代不乏其例，比如元代马致远的《夜行船·秋思》：“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古亦有以蜂喻驱策争奇夺之众人，如唐代张碧《鸿沟》：“秦园走鹿无藏处，纷纷争处蜂成群，四溟波立鲸相吞，荡摇五岳崩山根。”只是到了当代，人们从利人的角度出发，喜欢赋予蜜蜂以“勤劳无私”的品质，因此把“蜂”用来比喻广大劳动人民，这其实是对这首诗的郢书燕说。虽然完全可以说得通，甚至更有普及性，但从罗隐的本意来说，这首诗是对那些钻营谋私、聚财招祸的大小官吏们的尖刻讽刺。

罗隐咏物寓刺，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些事物，已经成为传统文学意象，人们默认它们承载的是美好的内涵，罗隐则写成贬题咏物诗。别人对此物是审美，而罗隐对此物则是审丑。比如《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而此前李白写黄河，写其壮美；薛能写其利民；唯罗隐通篇借指斥黄河来讽刺唐末科举制度和黑暗政治，这就颠覆了传统母亲河的意象。

再比如春风。春风吹拂，大地回春，人们一向以春风为美好事物；温庭筠《嘲春风》：“春风何处好？别殿饶芳草”写春风之柔美；而罗隐的《春风》：“也知有意吹嘘切，争奈人间善恶分。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贬斥春风，借以讽刺唐末那些只会选拔垃圾的主考官。再如《鹭鸶》，形象从来是风雅的，罗隐却斥之为心怀私利。

再如《香》：“沉水良才食柏珍，博山炉暖玉楼春。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讽刺那些身具长处的人，为表现自己不惜自毁。我们可以比较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赞美燃烧自己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以及温庭筠的《达摩支典》：“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赞美粉身碎骨而高尚的精神、美好的情意永存。 罗隐这样贬斥香，就颠覆了“香”之类的事物，传统的奉献无私的意象。

罗隐咏物寓刺的第二个特点是，比喻贴切。他抓住所咏之物与人情世理的某些相似点，咏物寓刺，不即不离。像《黄河》句句说黄河，而句句讽刺当时“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社会现实。再如《春风》：“也知有意吹嘘切，争奈人间善恶分。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句句说春风，句句刺主司，尖刻痛快。再如《鹦鹉》：“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以能言为佳，学语学得越清楚，就越是上品，那就越为人所重视，不可能放其出笼。表面上是说鹦鹉，实际又是说露才遭害，守拙得全人生哲理，非常贴切。

罗隐咏物寓刺的第三个特点是，遗貌取名，为名而贬。只执此物的某一端特点，生发开去，而遗去此物的整体特征。也就是说，其目的不在于刻画描摹事物，或者描摹刻画事物也不甚精，他只是从物的某一个特点联想到人情世理，以此来讥刺世事。

比如《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对于南方没见过雪的人来说，从这首诗中完全不能得知雪的形态。与其说他咏的是雪，不如说他咏的是“下雪的影响”。

再比如《金钱花》：“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金钱花的叶子是带状还是片状？花形是什么样子？有香无香？诗中完全没写，只借“金钱花”这个名字，来讥刺豪门的贪婪专横。

比如《雪》：“细玉罗纹下碧霄”，大家知道比拟雪降，“咏絮”优于“撒盐”，只因盐重絮轻，兼形态上盐为细粒而柳絮为团片。所以罗隐此喻并不贴切。他只是借雪之名来讽刺。

咏物而贬此物，其末流便流于为贬而贬，粗疏不情。比如宋代王溥《咏牡丹》：“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花本为观赏，审美即是价值。如果责以衣食之用，那么众多名花，都在“不成一事”之属。此诗为贬而贬，未免矫情悖理。

罗隐咏物寓刺诗的第四个特点，是语言通俗，讽刺尖锐。一些名诗名句：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质问黄河直白而爽快。“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语言浅近，讽刺尖刻，至今流传。再比如《后土夫人庙》：“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这首诗是讽刺高骈好神仙之术。以四海兵戈未宁，对应高骈不理世事学道；后两句，对比讽刺，犀利尖锐。再比如《春风》：“也知有意吹嘘切，争奈人间善恶分。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吹嘘”、“争奈”、“等闲”、“抬举”，这些俗语运用自如，尖刻痛快。

八、托物寓理

杜甫的咏物诗既多，其中有的是对时世人情的感慨，有的带着哲理。明代钟惺对于杜甫的咏物诗有如下论述：“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马》《病马》《鸂敕》《孤雁》《萤火》《归燕》《归雁》《鹦鹉》《白小》《猿》《鸡》《麂》等诗，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戒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嘿者辩。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杜甫之后，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议论人心会无事生非，险过于江峡。

宋代人爱以议论为诗，咏物诗中不少托物寓理者。苏轼《题西林壁》、《琴诗》，朱熹《观书有感》、都是此中名篇。

结语：古代的咏物诗，从以上八个类型看，也可以分为简单的两类：有寄托的与无寄托的。从陈子昂提倡咏物要有所兴寄之后，有不少学者论咏物诗，都以有兴寄为上。比如《瀛奎律髓·刊误》引纪晓岚评王安石《华石院此君亭》语：“咏物无比兴，不免肤浅”。再经如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评郑谷《鹧鸪》诗：“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纯用赋不好。”

    其实，从审美角度来看，浅的也可以是美的，如清溪、如天真纯净的少女，虽浅却美；而深心寄托的咏物诗，也未必就都具有美感，如同某些“油腻”的人，也可以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从整个古代诗史上来看，单纯体物的咏物诗，其中的佼佼者，传神写照，精深入微，同样是千古名篇。比如初唐骆宾王的《鹅》，以生动的声音、形象和鲜明的色彩描摹取胜；盛唐贺知章《咏柳》，以富于诗意的巧思取胜；白居易的《柳》王安石的〈梅〉，寄托在有意无意之间；而林逋的《梅》，最著名的“疏影”、“暗香”两句，纯用白描。此外像中唐钱珝的《未展芭蕉》，也是以巧思见长。宋代杨万里写莲：“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纯用白描，而景物如画。这说明，单纯体物的咏物诗，并非就不如深心寄托之类，关键还在于诗人对所咏之物，是否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的语言是否贴切形象，能否做到传神写照，整首诗是否具备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