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02年发生的武勇都之乱是吴越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军队叛乱。这场叛乱发生在吴越国核心区杭州，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中掺杂了吴越国土客军矛盾、淮南军事集团内部矛盾等等，钱镠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叛乱平定之后，其余波仍不断。在武勇都之乱后，钱镠对吴越国的政治模式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起以钱氏宗亲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宗亲治国成为钱镠晚年，乃至贯穿吴越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关键词：武勇都 钱镠  吴越国 宗亲  政治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从唐景福二年（893）钱镠被封为镇海军节度使始，至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前后存在了八十六年。钱镠发迹于唐末黄巢之乱，后逐步扩充实力，在击败董昌，被封为镇海军节度使后，先后夺取台州、苏州，击败了婺州王坛、衢州陈岌等独立小藩镇，成为割据江浙的大藩镇。吴越国政权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政权并无不同，都是依靠军事力量，实行武装割据。钱镠依靠的是唐末建立的八都镇将（后扩充为十三都）。军事力量可以成就钱镠，同样也可以将其摧毁。与其他政权一样，钱镠同样需要面对如何有效控制下面的骄兵悍将，巩固自身统治的问题。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这样评述，“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旌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部将哗变和叛乱更是家常便饭。钱镠一生也遇到过多次叛乱，其也曾说过：“军中叛乱何方无之？”。但钱镠遇到最危险的一次叛乱当属武勇都之乱。

一、 武勇都之乱始末

武勇都是钱镠在帮助杨行密平定孙儒后，招纳孙儒降兵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吴越备史》卷四:“及武肃王(钱)以宣州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孙儒原为秦宗权的部将，其军队以蔡州兵为核心，兵将悍勇，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武勇都组建后即被编入中军，中军即牙军，是钱镠军队的中坚力量。钱镠依靠武勇都击败了董昌，一统两浙，并在与淮南杨行密的战争中屡次获胜。可见武勇都是钱镠手中的利剑。

为加强对武勇都的控制，钱镠任命心腹大将顾全武为武勇都都指挥使，统率这支军队。由顾全武统帅这支强军，钱镠应该是放心的。八都旧将普遍对武勇都保持怀疑，如杜棱就警告钱镠：“狼子野心，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畜，愿以土人代之。”罗隐也屡屡进谏，认为这些人不可亲信。钱镠对此并不在意。901年，钱镠更是任命武勇都系统的陈璋为衢州制置使。从中可见钱镠对武勇都的重视和信赖。

武勇都之乱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901年，淮南杨行密部将李神福率军攻打衣锦城，用计俘虏了顾全武。钱镠被迫任命徐绾为武勇都都指挥史。而这为武勇都之乱埋下了祸根。武勇都高级将领中再无钱镠亲信，钱镠事实上失去了对武勇都的控制。同时钱镠对徐绾在李神福攻打临安之战中“不用命”，致使大将顾全武被俘一事，产生厌恶之意。徐绾对此非常恐惧。钱镠命武勇都修筑临安衣锦城，武勇都将士冒着酷暑整治沟洫，军中怨言弥漫。天复二年（902），徐绾打算在衣锦城的宴会上刺杀钱镠，但没有成功。在受命返回杭州的途中徐绾发动了叛乱，武勇都左指挥使许再思起兵响应，兵围杭州城。同时，徐绾、许再思引来淮南杨行密部将田頵一起围攻杭州。

在杭州之围最危急时，有人建议钱镠退往越州，钱镠也打算派大将顾全武率兵驻守东府，即有意在杭州守不住的情况下，退守越州。最后，钱镠一方面依靠八都旧将马绰、杜建徽、高彦等力量抵御徐绾、许再思以及田頵的进攻；另一方面听从顾全武和杜建徽的建议，以其子钱元璙为质（娶杨行密之女为妻），取得杨行密的支持。杨行密严令田覠撤走，田覠被迫带着徐绾和许再思撤回宣城。同时为消除田覠的顾虑，钱镠给了田覠“犒师钱一百亿”，并以其子钱元瓘为质（娶田覠之女为妻）。最终消除了这场危机。

二、 武勇都之乱余波

武勇都之乱发生在钱镠统治的核心区，叛军围困杭州长达半年之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差点使钱镠的霸业毁于一旦。武勇都之乱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杭州地区，更是波及到了吴越国其他地区。

（一）武勇都旧部反叛

武勇都之乱使驻守在吴越国其他地方的武勇都旧部处境尴尬。吴越国内部本来就存在土客军矛盾，八都旧将对武勇都兵将始终保持怀疑态度。在平定武勇都之乱中，八都旧将可谓是尽了全力。因此没有参与武勇都之乱的武勇都旧部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吴越备史》卷一：“徐绾作乱，越州客军张洪等疑惧，乃与其党三百余人奔璋，璋纳之。”张洪是武勇都平定越州后，留在越州用来控制越州当地驻军的武勇都一部。陈璋是武勇都主要将领，后被外放主政衢州；在武勇都之乱时曾出兵帮助钱镠平叛。但在武勇都之乱后，陈章与钱镠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陈璋除接纳张洪之外，还与田頵有往来。“温州将丁章逐刺史硃敖，敖奔福州。章据温州，田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陈璋听其往还，钱镠由是恨璋。”904年，钱镠“潜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刺史陈璋，事泄。十二月，璋斩让而叛，降于杨行密。”张洪出逃是因为害怕受到武勇都之乱的株连，而陈章勾连田頵，最后反叛，恐怕也有害怕遭到钱镠及八都旧将清算的意味。

（二）地方小藩镇叛乱

武勇都之乱，使钱镠直接掌握的最强军事力量被清除，钱镠失去了制约地方小藩镇最有利的武器。事实上钱镠的中央集权被削弱了，由此也间接导致了地方小藩镇的反叛。在武勇都之乱后，即发生了睦州刺史陈询叛乱。陈询是陈晟的弟弟，陈晟是余杭都镇将；应该说陈询是钱镠最可信赖的八都旧将之一，但是当武勇都之乱发生时，陈询“属徐、许之乱，乃通田頵”。当田頵被杨行密和钱镠联合绞杀的时候，“询益惧。及王命桐庐县使府复征军赋，遂不听命而叛，至是而奔。”

陈询、陈璋之乱都有武勇都之乱的影子，而且都引来了淮南杨行密的势力，使之波及的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久。

三、钱镠的政治改革

武勇都之乱平息之后，钱镠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备盥漱，而后寝焉。又以圆木小枕缀铃，睡熟则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之……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报事，当振铃声以为警省。’凡有闻报，即时而遣。又常以弹丸于墙楼之外，以警宿直者，使其不寐，以应其事。又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王来，我亦不启。’王乃自便门而入。明日，召吏，厚赐之。”

除小心谨慎之外，钱镠也一改之前对部将的充分信任，始终对部将充满猜忌，即使是八都旧将也不例外。平乱功臣杜建徽在武勇都之乱后，先后两次遭到钱镠的猜忌。天复三年（903），睦州刺史陈询反叛。陈询与杜建徽是儿女亲家。钱镠怀疑杜建徽也参与其中，于是就派马绰（马绰是钱镠的亲家）去秘密调查。后来陈询的部将投奔钱镠，带来了杜建徽写给陈询的信，信中全是责备陈询之语。钱镠这才解除了对杜建徽的猜忌。后来杜建徽之兄杜建思与其不和，向钱镠诬告杜建徽私藏兵器准备造反。钱镠急命自己的亲兵直接闯进杜建徽家中搜查。从杜建徽的遭遇来看，可见钱镠对部下猜疑之深。

鉴于外姓之人皆不可靠，钱镠一方面提拔新人如方永珍、杨习、陆仁章等，取代老部下；另一方面注重培养钱氏宗亲和姻亲，将钱氏宗亲充实到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实权位置上，由此改变了吴越国政治模式，即由倚重八都镇将，以个人魅力和能力控制部将的方式，转变到打造宗族和姻亲势力，构建钱氏权力核心，实行宗亲治国的模式上来。

钱镠子嗣众多，《十国春秋·吴越七》中载武肃王有亲子三十八人。除亲子外钱镠还有许多养子。再加上钱镠兄弟之子。由此构成了人数众多的钱氏宗亲集团。武勇都之乱时，除养子外，钱镠的子侄们年纪都尚小，如第三子钱传瑛24岁，而钱元瓘只有14岁。在平定武勇都之乱的过程中，钱镠的子侄们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钱元璙、钱元瓘自愿为质，为消除叛乱做出了重大贡献；钱传瑛在杭州保卫战中的处置得当，为平叛赢得了时间。武勇都之乱后，钱氏宗亲逐渐成长，为钱镠构建钱氏政权的核心提供了可靠保障。

（一）宗亲掌军

早期，钱氏宗亲中只有钱镖、钱镒、钱銶等参与了钱镠的征战，但除钱銶外，其他人功勋皆不显。武勇都之乱后，钱氏宗亲中领兵出征的人及次数逐渐增多。903年，田覠反叛杨行密。杨行密请钱镠出兵援助。钱镠派堂弟钱镒进兵宣州。905年，处州刺史卢约派其弟卢佶攻陷温州，钱镠派钱镖救援婺州；同年，淮南部将阎睦增援新安，陈兵边境。钱镠让弟弟钱镒与指挥使顾全武增兵边境。907年，钱传瓘等攻陷温州，钱传璙攻处州。909年，湖州刺史高澧反叛，钱镠派钱镖讨伐；同年，“淮南兵围苏州，守将孙琰拒之甚力，王命弟内牙指挥使镖、行军副使杜建徽、江海游奕都虞侯何逢……率师救姑苏”。913年，淮南军李涛攻打衣锦军，钱镠命钱传瓘率军增援，并命钱传璙率军攻打淮南东州。918年，应万胜军防御使谭全播之请，命钱传球和鲍君福率军二万攻信州。纵观《吴越备史》《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史籍，可以发现从902年后，钱氏宗亲逐步掌控了军权，到910年之后，领兵作战的基本上是钱氏宗亲。八都旧将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领兵作战之外，钱镠任命钱氏宗亲掌控亲兵，负责保护自身及王城的安全。吴越国时设内衙指挥使，负责杭州保卫之职，掌握亲军，为最重要的军事职位。吴越国时期，担任其职的基本上是钱氏宗亲或姻亲，如钱镖、钱传珦、钱传球、钱传术、胡思进等。除内衙指挥使之外，吴越国中枢的其他重要军事职位也基本上为钱氏之人所垄断，如土客军诸军指挥使、内外马步军统军使、亲从都指挥使等。由此钱镠构建了以钱氏宗亲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将包括八都旧将在内的外姓之人排除在军事核心体系之外，保证了钱氏对军队的控制。

（二）宗亲治民

州县是钱氏政权地方政治的基础。早期，钱镠与其他藩镇一样将地方军政大权交予部将，任命部将为刺史（在刺史之名未定之前，也有判某州、知某州等称呼），由此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小藩镇。龙纪元年，“王命海昌都将沈粲权知苏州事”。光化元年，“王以越州指挥使骆团为台州制置使”；“王以嘉兴都将曹圭权苏州制置使，寻命为本州刺史”。光化二年，“命浙西营田副使沈夏权婺州刺史”；“命顾全武权知衢州事”。乾宁四年，“王命海昌镇将高彦为湖州制置使”。这些外放到地方担任刺史的，往往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如浙江都将阮结,“成疾而卒，年四十六，王以其弟右骑卫将军阮绰领其本郡”。余杭都将、睦州刺史陈晟死后,子绍权、弟询先后领其余部；湖州刺史高彦死后,子高澧嗣职；嘉兴都将曹信、曹圭也是父子二世相袭。这种地方管理体制极不稳定，地方刺史阳奉阴违，反叛也时有发生。

在武勇都之乱之后，钱镠开始对地方政治进行改革。逐步安排亲信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实现对地方各州的直接控制。天祐三年（906），钱镠在对陈璋、陈询的战争中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重新占领了睦州；方永珍、杨习等夺取婺州，并进攻衢州。在新的形势下钱镠任命了新的地方长官。“三月，命浙西营田副使马绰权睦州刺史”；“九月，命方永珍为衢州制置使”；“十一月，命弟镖为婺州制置使”。方永珍应是钱镠在武勇都之乱提拔起来的新将；马绰是钱镠的姻亲，钱镠的堂妹嫁给了马绰，同时钱镠的儿子钱元瓘娶了马绰的女儿，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他是钱镠姻亲势力的代表。而钱镠之弟钱镖出任婺州制置使，则首开钱氏宗亲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的先例，是钱氏政权地方行政体制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钱氏宗亲逐步取代了八都旧将，成为主政地方的主力。在黄晟死后，钱镠巡视明州，安排儿子钱元㺷出镇明州。后梁贞民三年（917），后梁皇帝一次加封钱镠十一个儿子官职，这些人中有吴越国地方刺史头衔的有：钱传璙为湖州刺史、钱传璲为温州刺史、钱元懿为睦州刺史、钱元球为明州刺史。除上述之人外，钱镠子孙中担任过地方刺史的还有：钱传珦担任过明州刺史，钱传琇担任过湖州刺史，钱传弼担任过秀州刺史、钱传蒨担任过苏州刺史等等。到钱镠晚年，钱氏宗亲掌握了吴越国地方军政大权。

小结

钱镠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宗亲治国的局面。《旧五代史》中这样记载：“前后左右皆儿孙甥侄。”从中央到地方，钱氏宗亲和姻亲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彻底消除了分裂割据的危险。钱镠的这种安排形成了一种内外相制的局面，即使是有人在中央发动兵变，也会陷入被钱氏宗亲四面包围的境地；而一地一隅的叛乱，也很快就会被消灭，不成气候。事实也证明了钱镠建立的宗亲治国体制的稳定性，钱镠之后，权力的斗争都发生在钱氏宗亲内部，如钱元瓘杀钱元球、钱元珦；钱弘佐囚禁钱仁俊等。即使是钱弘倧时期发生了胡进思之变，也没有动摇钱氏政权，胡进思不得不从钱氏宗亲中选择钱弘俶继承王位。

为调节钱氏宗亲内部关系，钱镠同步建构了钱氏宗族的伦理道德。915年，由罗隐主修的《钱氏大宗谱》修成。钱镠在去世之前，留下一篇《遗训》，遗训中，钱镠倡导“恭承王法，莫纵骄奢，兄弟相同，上下和睦”，要子孙明白“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警告“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钱氏大宗谱》《遗训》是钱镠为调节钱氏宗亲内部关系所确立的伦理道德，是钱氏子孙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