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的杭州，陌上花正开，吴越国最后一位君王——忠懿王钱弘俶带领三千余钱氏族人，分乘一千多条船只，从杭州沿运河赶往开封府，尽献麾下一军十三州，归附宋廷，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钱弘俶空空的行囊里，只带走两本线装古书，那是老祖宗写给后人的谆谆叮咛。

从907年立国，到这一年纳土归宋，吴越国先后存续了七十二年，再加上唐末钱镠平董昌，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统领一军十三州的十年，钱氏三代五王，实际执掌吴越凡八十二年。

当保俶塔的塔影像一个王朝的背影隐没天际，钱弘俶不禁怆然涕下。站在这支庞大船队的船首，白居易诗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意境和况味，在钱弘俶心里则化为难以言说的疼痛。国运虽尽，而家脉可续，这船上三千多号钱氏族人，是吴越国最后的希望和未来了，钱弘俶不由自主地攥紧了那两本发黄的祖传秘籍，在他看来，国破家人在，钱氏一脉的兴衰存亡，都在这些书里了。

一

一这两本书，一本叫《八训》，另一本叫《遗训》。

《八训》是钱镠于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亲手制定，教谕子孙化家为国，自善其身。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临终时，又留有《遗训》十条，叮咛子孙赓续家风，宣明礼教，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现在广为流传的《钱氏家训》是由钱氏后裔钱文选根据武肃王“八训”、“遗训”的思想编纂而成，内容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大部分。

在钱氏的家教理念里，国为先，民为本，家为重。特别是先王钱镠身上，有着十分浓重的家国情怀。因为他看到强悍的秦王一统中国，而基业不过二世，以王位传子孙，德不配位则家国俱损；以财富传子孙，富不过三代；唯有以德才传之，方能逆境生存，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国不能传万世，但家可以续永年。而《钱氏家训》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其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政权更迭的五代十国，多少人在继承问题上兄弟相争、父子相残，吴越国的一部家规，却如定海神针，内立尊序，外修礼节，历经三世五王仍安然太平。

在生死存亡家国危机的关键时刻，钱镠深明大义，早就告诫家人，舍小家，为国家，善事中国，“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如此格局和胸怀，也为当下破解台海危机，实现两岸统一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样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钱镠心中，中原王室，始终是吴越国最终的归附，吴越国虽然富庶，但始终是无根之地，不能有觊觎中国取而代之的野心，因为野心都是有代价的，你抵押出去的，不仅仅是吴越国百姓的生命，也是整个钱氏家族的存亡生死。

纳土归宋后，钱氏族人秉承祖训，忍辱负重，逆境逆袭。从杭州到开封，钱氏的视野更阔，平台更大，应该说，钱氏的散枝开叶遍布华夏和海外，就是从宋朝开始的。从王族到人臣，钱氏一族的发展，再也没有了封侯拜相的可能，于是，宦海无涯学为舟，通过科举入第成为钱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北宋至南宋几百年间，吴越钱氏科举登第者络绎不绝，光进士就有三百二十余人，钱氏族人在两宋中央到地方的入仕进阁者，不计其数，据保守估计，不下千余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名不虚传！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两大王朝的历史断层里，诞生了一个神奇的王族——钱氏家族。他们不仅在吴越国时期风生水起，而且在吴越国终止以后筚路蓝缕的千年时光里，以一部家训，代代相传，英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有的望族奇观。

二

那一年，杭州的保俶塔送别了钱弘俶。又一年，保俶塔迎来了赵构。

历史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钱弘俶眼里去国怀乡的离愁，百年以后因北宋崩溃，又化为宋都南迁的重逢，冥冥中仿佛注定有一种跨越时光的约定和梦回，让宋王朝以另一种姿态，把钱氏失落的王国还给他们，还给杭州。

柳永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苏东坡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而我说，没有柳永和苏东坡的杭州，依然是杭州，只是缺少了诗韵；但没有钱镠的杭州就不一定是杭州，因为没有了诗韵产生的基础。

钱镠捍卫海塘，疏浚西湖，三次筑城，奠定并崛起了杭州的繁华。纳土归宋百年以后，杭州以其富庶和悲悯，接纳并延续了宋朝一百五十二年的命脉。南宋开朝皇帝宋高宗赵构站在凤凰山上，俯瞰杭州，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并没有重构杭州的设想。一来，他眼里的皇都还是开封，杭州只是“行在”，他要打回去，光复故国；二来，杭州太美了，根本不需要重建，风雨飘摇的宋廷也没有能力重建。于是，钱镠留下的几百所寺庙，成了南宋的临时政府机构。话说南宋纷繁事，多少楼台烟雨中。

宋韵文化，其底色在于吴越，这绝对是有道理的，不仅仅南宋文化有着吴越深厚的建筑肌理和具象呈现，还在于吴越文化对于宋韵文化潜在影响。这里，便又要回到《钱氏家训》。可以说，钱镠是马背夺天下，文理治国家，一部家训就包含了钱镠治国理政思想。

钱氏家训说：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宋朝以文称天下，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宋朝的文人如星空一般灿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王安石、柳永、黄庭坚、陆游……而宋廷身居高位的钱氏后裔钱惟演，对宋代第一代文人欧阳修，有着知遇提携之恩，开启了尊贤纳士的良好先风；

钱氏家训说：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和钱镠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思想如出一辙，宋代虽然国力危困，但一直承袭了钱镠保境安民的思想，审时度势，对边邻强国采取安抚和抗争张弛有度的外交，以“檀渊之盟”和“绍兴议和”等手段，立国320年，成为执政时间仅次于汉代的封建王朝，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避免了大量的兵燹和灾难；

钱氏家训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家国情怀，精忠报国，几乎构成了整个宋朝的英雄群芳谱：岳飞、文天祥、杨业、韩世忠、陆游……数不胜数，光《宋史·忠义传》录入人物就达277人，临安义士滕茂实就位传其中。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再到陆游的《示儿》，满朝文武义和胆，大宋诗文血和泪！而我认为，这种忠义现象的生成和《钱氏家训》一脉相承，君仁则臣忠，国难则民勇，无论钱镠平定董昌，还是纳土归宋，忠君和爱国，既是钱氏家训的主要内容，也是钱氏家人的行为准则，给整个宋代的爱国主义浪潮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浙江是文化大省，今年浙江推出“浙江有礼·吴越明礼”文明新实践活动，这和杭州的“宋韵文化”建设一样，都可以在《钱氏家训》中找到文化的渊源。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宋韵文化，吴越底色；浙江之礼，吴越寻根，一本深藏在古书里的家国秘籍，千年以后依然生辉。

三

纳土归宋前，钱弘俶回到故乡临安。一别，就是一生。

他拜祭了安国山南麓的先王陵园。一月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钱弘俶在钱镠的灵位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孙儿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作为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弘俶虽然尊先王遗嘱行事，但毕竟吴越近百年的国基亲自毁在自己手里，心里难免五味杂陈，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钱镠生于临安，归葬临安。在帝王当中，这是很少见的。他一生五次衣锦还乡，死后也不舍故乡的一杯黄土。他的归来，让钱氏一族有了根脉，踏着当年钱弘俶的脚印，数不胜数的钱氏后裔，来到临安，来到钱王陵园寻根问祖。一年一度的“清明恭祭钱王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临安文化的标杆，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得益于钱王文化的熏陶，临安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临安在上田村建设了浙江省第一个乡村“文化礼堂”，作为乡村文化的“根”和“总容器”，在乡村振兴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2013年3月，全省乡村文化礼堂建设现场会，在上田村召开。从上田村出发，全省目前已经建成文化礼堂一万余个。时隔三年，2016年6月，浙江省好家风建设推进会在临安指南山和衣锦小学举行，其实这两个临安现象级的活动，都有传承和发展的因果，文化礼堂是形，好家风建设是魂。

作为《钱氏家训》的发源地，临安在文化建设上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比如上田村很大一部分村民，是钱氏后裔，他们传承了祖上的尚武精神，个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但由于缺少正确引领，一度让上田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打架村”，有了文化礼堂，开展了家训、家风教育活动后，上田人懂得了“武术为基，武德为魂”的道理，在传承祖上武艺的基础上，也把《钱氏家训》的精髓也传承了下来，上田蝶变为全国文明村，十八般武艺也被纳入浙江省非遗文化名录。

现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我爸是李刚”、“周氏炫富门”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父母缺少对孩子价值观、荣誉观的正确引领和教导，是物质富裕而精神贫困的二律背反。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也是家训的别一种形态。不是所有的普通家庭，都会有一本钱氏一样的家训，但我认为家训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家训其实无处不在。父母写给孩子的信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无处不在影响着周边的一切，都事关孩子的成长。有人才有家，有家才有国，才有因此衍生的家国情怀，脱离个人和家庭的过于宏大的国家叙事，只能是空穴来风。家庭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身为钱王故里人，我们特别庆幸于一本《钱氏家训》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启蒙，它滋养一代又一代钱氏后裔，传承和完善了临安人的人格基因，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在跨越千年的时光暗处，蓦然回首，它仍在灯火珊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