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第五届吴越文化论坛在临安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八方来“临”，共襄盛举。

其中，12位专家围绕“吴越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主题，就各自的细分研究领域对吴越文化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剖析。

追本溯源，与千百年前的吴越文化现场“对话畅谈”；古为今用，畅谈吴越文化在当下的时代价值。

一场“穿越式”的吴越文化“古今论坛”，在青山湖畔甫展！

／ 陈先春 ／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

勇于进取、敢于开放、崇文重教、精于创新

吴越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这个区域的主要范围大概是北至今江苏长江南北，南到今浙江浙东山地丘陵。

学者们对吴越文化的认识，主要从三个层面概括：从地理意义上，吴越文化是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从历史事件来说，吴越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立国所创造的文化；从文化层面来说，是指由钱镠在公元907年所建的国都杭州的吴越国文化。

吴越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足百年，却与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一脉相承。

首先，吴越文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向海而生，勇于进取。吴越文化生存的地区具有“水乡泽国”的地理特征，由此造成了 “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饮食习惯，并形成了善驾舟、鸟崇拜、干栏式建筑、“文身断发”习俗、尚绿、灵动、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

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二，是敢于开放。吴越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它具有对外扩展的开放型冒险性格和恢宏的“拓边精神”。早在四五千年前，吴越人就已驾船航行到太平洋各岛屿。春秋战国时代，在吴国出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器皿。秦汉以后，与西北丝绸之路相比肩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无论是异域文化的传入还是中国民众的海外移民或丝绸、陶瓷制品的输出，吴越地区都不甘人后，更多的时候则是开风气之先。

崇文重教是吴越文化的第三个特点。从两汉开始，原始的吴越国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文化转型，大批中原精英移居吴越，使得吴越文化突飞猛进，至明清，则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遥遥领先：明清两朝状元共203名，而江苏浙江即有105名，占全国的51．7％。明清文学众文体的著名作家都出现于吴越地区。

吴越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精于创新。以陶瓷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瓷器之国，瓷器对于人类餐饮生活的改善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瓷器的最早发生地恰恰是在吴越地区。

研究吴越文化的特征除了学理上的深化、拓展吴越文化研究的意图外，更有着意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考量。吴越文化的研究为今天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力量。

／ 葛剑雄 ／

复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越政权的政治智慧

公元960年，经历了数百年的小国割据后，宋朝建立，统一中国的大势已来。同样面对这一形势，两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最后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南唐李煜虽然表面服从，主动去国号，称“江南国主”。但内心依然希望维持属国地位、保持割据，幻想求得赵匡胤的怜悯而幸存。而赵匡胤坚持统一目标。“李煜无罪，陛下兵下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邪？”统一不需要特别理由。

直到江宁城破，李煜才出城投降，在屈辱中抑郁而逝，只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句，而李氏家族也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

吴越政权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动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高明的政治策略，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吴越政权自钱镠至钱俶一直服从中原王朝，保境安民。钱俶识时务，知天命，主动迎合，不惜代价。一旦发现无法抗拒，就完全接受，交出权力。不顾唇亡齿寒，出兵攻南唐；携带妻子入朝，入住礼贤宅；归国时留下儿子；两年后再次入朝，看到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而自己恳求回国却被拒，便主动表示献出全部辖境，并把直系亲属与境内官吏全部迁至开封。被封淮海郡王，享受十年荣华富贵。钱氏列《百家姓》第二，繁衍而成江南第一大族。钱氏后代中诞生的杰出人物及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世人皆知，就不必列举了。

北宋时期就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盛景；而南宋则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发展现象。从安史之乱开始，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宋朝境内从此结束。自此，宋朝境内保持安定，再未出现过有影响的分裂割据，宋朝的经济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吴越政权的政治智慧使得中国东南保持了安定繁荣。

顺从历史潮流、顺从统一大势，吴越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政治智慧，值得每个中国人高度重视，其具有的历史价值在今天尤为重要和珍贵。

／ 杜文玉 ／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

吴越时期，杭州应该是全国佛教中心

佛教寺院数量的多少，是佛教是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钱镠统治吴越国之前，前代始建但保留到吴越国时期寺院，总计106所。而钱镠统治吴越国时期兴建的寺院，总计为355所，加上前代建设的106所，吴越国时期总共有461所寺院。

唐代的长安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从目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看，三百多所寺院还是有的。但即使如此，也比不过吴越时期的杭州寺院数量，虽然杭州寺院规模大的不多。不过在五代十国时期，杭州的佛教之盛恐怕没有一个都市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应该是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的佛教中心了。

除了发展佛寺外，吴越还大力抄写刻印佛经，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要早于北宋开宝刻印的《大藏经》，卷数与开宝《大藏经》相当，由于其以金银书写，故更加珍贵。

此外，吴越国王还广造佛塔，著名有南高峰塔、六和塔、雷峰塔、释迦真身舍利塔等。

吴越时期还在西湖周边还开凿了不少佛教石窟，主要有西湖南山石窟群与飞来峰石窟群，洞窟中雕凿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其中，南山石窟群多为钱氏家族出资开凿，飞来峰石窟群多为平民百姓和官吏开凿。慈云岭石窟、烟霞洞石窟、天龙寺石窟造像及飞来峰造像等保存至今，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五代时期吴越佛教中心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上方面，在佛教理论方面亦有所创新，吴越高僧延寿综合诸家之说，统一禅宗，撰成《宗镜录》100卷，以禅宗与净土宗作共同的实践。

为了发展佛教，吴越钱氏甚至不惜蹈海赴高丽、日本求取经卷，弥补五代之乱后天台教卷不全的遗憾。

由于吴越国时期在发展佛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故学术界提出了“吴越佛教”的提法，其涵义包括南朝以来吴、越之地的佛教发展成果，但主要还是指五代吴越统治时期。

吴越统治时期在佛教寺院方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与其在佛学方面的发展成就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奠定了吴越国在五代时期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

／ 王旭烽 ／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茶文化学科带头人，国家一级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吴越国三代五王 坚持保境安民，从未燃起战火

乾宁四年（897），吴越国的创始人钱镠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吴越国三代五王的家国历程。

钱镠有子三十多人（包括数名养子），在选定继承人上，钱镠一直在观察儿子的能力与品德。他破除嫡长子继承权，在实战中选择能人，注重兄弟间和眭家风的培养，在群选中锁定目标。

在执政过程中，钱镠早已选出继位目标人选，并不断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向下渗透、暗示和造势，以成势在必行之态。病重之时，他拿出自己的印绶递给七子钱传瓘，并交代：“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也为吴越国最后能够纳土归宋奠定了基础。

吴越国三代五王中的最后一位君王钱俶即位后励精图治，下令百姓历年所欠赋税一律免除，还命令数千兵卒解甲归田，垦荒耕种，境内田亩荒废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民心大悦。又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松江辟土而耕，以使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

公元978年，吴越已完全被北宋包围，吴越必亡无疑。钱俶决定将“保境安民”升华至“保族全民”，遵循祖父钱镠的遗嘱，纳土归宋，以换天下太平、吴越太平。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初一，汴京崇元殿，一场关于纳土的仪式正在进行。没有刀光剑影，不曾生灵涂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政权的和平更替，史称“吴越归地”。

吴越国前后八十六年，随着钱俶举族归顺，吴越国正式宣告灭亡。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接近一百年，而且也是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几个政权中，政局最稳定、结局最完美的一个。宋朝没有对吴越动一兵一卒，钱俶保全了吴越近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

老百姓在钱氏统治下没有经历重大动乱，以钱入赵，平稳过渡。钱氏建立的吴越国，是浙江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建国，对浙江以后近千年的影响，可谓深远。

／ 王大学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吴越时期的杭州水利治理及启示

钱镠和吴越国的其他统治者对杭州的水利工作极其重视，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城市水治理历史文化遗产。

吴越时期，钱镠曾三次兴修杭州城，在原城基础上先后加筑了夹城、罗城、子城。而吴越时期杭州城市水治理的实施与这三次建城紧密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当属西湖的疏浚、捍海塘的兴筑以及龙山、浙江二闸的兴建。

首先是西湖的疏浚。钱鏐在扩大杭州城规模的同时，规划了杭州城市格局的主轴线，自南向北沿着被称为“大河”的盐桥河拓宽主干道，使大河和干道成为贯穿全城的命脉。同时，从西湖引水入河，源源不断的活水保证了水质纯净。为了保护西湖等湖泊免受淤塞，钱鏐还建立了撩湖兵制度，定期挖掘淤泥，芟除葑草，建闸造堰，蓄水泄洪，水边植树，美化西湖。后来西湖湖光潋滟、山色空蒙，也让钱鏐收获了“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赞美。

其次是捍海塘的兴筑。杭州原来是“江海故地”，波涛汹涌的潮汐对江岸的冲击导致岸线崩塌，严重危害了民众生活。钱镠以修筑海塘的方式来主动抵御潮汐的冲击。他亲自去胥山祠祭拜，再亲自率领五百弓箭手用强弩来射潮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钱塘射潮”的传说。而海塘最终能够修成，则在于钱镠主持的杭州海塘修筑活动自身的技术突破。他采用木桩石囤的方法，所修筑的石塘结构复杂，做工考究，在世界海塘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作用。

其三是龙山、浙江两闸的兴建。五代以前，江潮直入运河，钱镠设置龙山、浙江两闸，负责按时启闭，泥水不入。其中龙山闸为单闸，浙江闸为复闸。闸的建立在于捍御咸潮的同时维持运河水势，建复闸的意义则在于运河浅涸时适当引入钱塘江水补充运河水量。浙江闸与龙山闸的设立既阻止了江潮咸水入侵所造成的杭州城内河道淤塞与水质苦咸的弊端，又有效维持了运河的水量来保证通航与贸易，一举两得。

吴越时期杭州水治理给后人留下的启示主要有三：第一，清醒而务实的治水态度，并不贪恋虚名。第二，开辟了西湖、钱塘江和大运河间“湖河江”有机联通、活水周流的治水思路与方法。第三，“钱王射潮”故事中彰显出来的以英勇气概和积极创新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极具文化价值。

／ 何勇强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吴越国王的“三个职务”与吴越国制度

吴越国的整个制度框架主要是由吴越国王兼任的三个职务产生的：一是吴越国王，二是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三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吴越国前期的职官制度，可分为藩镇体制、王国体制两个系统。在吴越国的前期，钱镠仍是唐、梁朝廷的藩镇，以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两镇节帅的名义进行统治，其职官制度实际上是唐朝藩镇制度建立的。

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二月，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吴越建国，一整套相应的仪卫制度、职官制度随之建立，并在吴越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吴越国后期，吴越君主在名义上仍是中原王朝的藩镇，藩镇体制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整个藩镇体制可分为四个系统：幕职官系统、内牙军系统、外镇军系统和州县官系统，前三者是节度使直接统辖的政治力量。以前的外镇兵是受节度使的派遣驻守地方，直接听命于节度使本人，而唐末这些镇将据地自雄，根本不受节度使的管辖。在吴越建国初期，钱氏政权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即是如何对付这些外镇兵，因此建立了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内牙军，或称内衙军。

到钱氏政权的中期，内牙军是吴越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内牙军问题成为吴越国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

钱镠曾接受中原王朝的各种王爵，如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在钱镠的各种封号中，人们最熟悉但也最容易引起混淆的是吴越王与吴越国王，很多人常把两者等同起来。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钱镠早在开平元年（907年）已是吴越王，但直到龙德三年（923年）才被册封为吴越国王；钱镠去世，钱元瓘虽继位为君，但并未马上得到吴越王或吴越国王的封号。

即便这样，吴越国还是建立了丞相制度，比如设置同参相府事、权知政事与摄政事，相当于副丞相。吴越国即使在“去国仪，用藩镇法”的时候，那一套“国仪”仍在继续运转并发挥着它的作用。但在吴越国的官制中，没有中书门下这个代表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而以诸侯国丞相代之。而且，在六部中，吴越国没有设置长官尚书，而仅设次官侍郎。这种设置极具匠心，标明吴越国政府不具有中央政府的性质。

但吴越国毕竟不受中原王朝直接管辖，因高度自治的需要，它要部分行使某些中央政府的职权，吴越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如知机务、通儒院学士、择能院的创设，就体现了吴越国王的制度创新，也清楚表明吴越国的官制不具有中央政府属性，而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

吴越国王任职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始时可能只是荣誉性的，但到吴越国中期以后脱虚向实，逐渐演变成为在吴越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实体机构。这种演变与吴越国地州制度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天下兵马大元帅”及其元帅府取代原来的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成为吴越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当日下午，同主题的分论坛上，另6位专家的观点亦精彩纷呈，碰溅出了“新火花”。

／ 王长金 ／

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天目书院院长

吴越文化和吴越国文化

吴越文化和吴越国文化，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两个概念不能完全割裂起来看。

一般可以从地理和时空两个方面来认识吴越文化。通俗地讲，吴越文化的地理区域就是现今的长三角、环太湖区域。吴越文化流变经历6个时期，历经2500多年。几千年来，吴越文化都在系统性的规模演进。

吴越文化具有很多特征，综合吴越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这些特征遍布于吴越人的衣食住行。比如出现了赤足披发、善使舟楫、善于冶炼、干栏巢居、稻作农业、流行崖葬等特征。

吴越国建立后，国家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强调大一统的理念，由于钱镠至钱俶一直服从中原王朝，保境安民，所以吴越国的文化基因是崇尚一统，保境安民。

具体表现在维护一统的立国方略，家国一体的人文情怀，钱镠表示出的“予志佐九州，誓匡王室”、“孝于家，忠于国”等都有体现，同时，农商并举，顺应自然保西湖保供水，都体现出吴越国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 徐吉军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钱王精神的提炼与解读

吴越国在五代十国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历代钱王励精图治，高瞻远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从五代吴越国钱王精神来看，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以人为本、实干兴邦、自强不息、强国富民”为核心的家国精神和以“爱好和平、追求统一”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钱王精神”有四种“八字方案”可供参考：1．保境安民、利在万世，2．保境安民、崇德尚文，3．保境安民、清芬世守，4．保境安民、忠厚传家。

特别是1、2两种方案，前者格局宏大，古今、中外通用，可以说具有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后者是古今结合，“保境安民”是钱王治国的基本国策和指导精神，而“崇德尚文”则是新时代临安精神的重要内涵。

／ 胡耀飞 ／

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自吴越国的公主

这是一份来自吴越国的文件，穿越千年，让我们从中得以窥探当时吴越国的一位全新人物：来自吴越国的静宁公主。

得到这份文件纯属偶然，来自于钱氏家族的后代钱宁康。这是一份《吴越国故静宁公主墓志铭》拓片，拓片后面，还附带有钱宁康祖父钱浩写的补跋，记录了这方墓志铭的来由。

古人下葬会第一时间将死者的生平事迹记录在墓志铭中，这份墓志铭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从文字上我们看到，静宁公主去世时只有十七岁，非常年轻，佐证了吴越国王不仅有王，还有公主这个名号，也让我们有契机了解吴越国公主的制度。

钱浩的补跋显示，静宁公主随葬物品有瓷墓志一方，瓷印一枚，瓷墓志“玻璃釉，光可鉴人”，公主瓷印“色泽翠碧纯青”，为秘色窑最佳之品，钱浩喜爱古器，偶然获得祖宗宝物，甚是幸慰，于是根据墓志铭查阅资料得知，静宁公主出生于梁干化二年壬申，即吴越天宝五年，是钱镠第十六子、台州刺史、会稽侯钱元裕的妹妹。她随兄长侍奉目前，居住于东府，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这两件文物钱浩费了不少劲才获得，为了珍藏流传，特地拓片数十份，并分给亲友保存。

辗转多年，瓷墓志和瓷印已消失不见，幸好还留有这份墓志铭拓片，远方的静宁公主向我们缓缓“走来”。

／ 张书彬 ／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吴越国时期的国家祠祀与防风氏信仰

吴越国强盛时拥有一军十三州疆域，其中湖州德清也留有当时的历史遗迹。在德清县，有一座为纪念防风先民首领、治水英雄防风王而建的防风祠。

相传防风氏原本是防风部落的诸侯，远古时大地洪水泛滥，防风在大禹的领导下排洪排涝，深受百姓爱戴，大禹为其建立防风祠并进行祭祀。五代时，吴越王钱镠重建防风祠，称为“风山灵德王庙”，并立《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石碑纪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灵德王”是吴越国国王钱镠给防风氏的封号，五代以来，只有天子才有地位和权力进行封神，而建立“风山灵德王庙”，恰恰证明了吴越国王有能力进行封神。

根据碑文内容显示，钱镠对风山灵德王庙的建设非常重视，直接主持选址和建设工作，祠庙建设规模宏大，华丽异常。祠庙建设功毕，还举行了祭祀仪式，盛况空前。

在风山灵德王庙建好后的第五年，钱镠才立了石碑，碑文还对封神、建庙、树碑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为了保境安民，祈求“镇土疆而荫护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

钱镠还热衷于“投龙仪式”，一种在唐、五代非常盛行国家礼仪祀典，目前出土有钱镠时期银简七枚，其中就有在西湖疏浚时发现，内容展现了当时祈求上天保护生灵社稷平安的景象。

一方面大兴建祠，封防风氏为风山灵德王，同时又举行宏大的祠祀仪式，足以让我们看到吴越国统治者对宗教的重视程度，也向我们呈现了当时国家祠祀的盛况。

／ 姚伟钧 ／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品味古都，繁荣吴越饮食文化

吴越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早在六千多年前，这里就产生了以稻作为特点的原始农业。

考古证明，远古时长江下游地区的气温要比现在高2℃，也就是说远古吴越的气温接近现在的珠江流域。当时只有籼稻、粳稻和过渡型三个稻谷品种，经过吴越先民不断改良，到明清时稻种竟达一千多种，稻谷种类的增多，从主食上也极大地丰富了吴越的饮食文化。

在吴越地区人民的饮食生活中，自古以来，糕点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就收录了南宋临安市场上出售的“糖糕”“蜜糕”“糍糕”“重阳糕”等近19个品种。据记载，吴人若偶以面食为晚餐，则必有小食点心补之，这就使得吴越糕点制作特别发达。

杭州菜集宋代饮食业发展之大成，既有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盛的优势，又吸收了北方的烹饪技艺，“南料北烹”、“口味交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在江南菜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带有古都风格的“京杭菜肴”。

吴越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集中力量创新发展具有吴越特色的饮食文化产业，繁荣吴越饮食文化，使之成为浙江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这有助于提高浙江文创产业的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 吴修民 ／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二室主任

吴越多胜地，千年赓续长

吴越国在钱氏诸王的倾力经营下，经济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境内儒释道三教都受尊崇，而佛教尤盛，净土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而成。

公元924年，钱镠建塔亭院，葬十九子令因（普光大师）；又称净土塔院，后来慢慢发展为净土寺。

净土寺遗址是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功臣山区块的重要考古发现，与功臣寺遗址一同构成钱氏崇佛重教的实证地，映射出吴越钱氏主政东南一方的深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遗址的打造以系统性为出发点，目前吴越街下穿隧道已经打通，能与功臣寺、衣锦城等遗址打通游览闭环。展陈以吴越盛景，佛寺辉映为目标，呈现吴越国一军十三州时期的佛教盛世。

遗址区建筑包含寺庙遗址展示区、吴越佛塔主题展、“一军十三州”佛塔大观及沉浸式体验，计划今年九月初建设完毕并对外开放。

内部展陈分三个室内展厅，一个室外展台，展厅内容包含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历史地图、考古图片展版及影像，以模型与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展示现存吴越国时期寺、塔、幢等建构筑物信息，深刻解读吴越佛教兴盛背后宏大的历史篇章、钱氏的家国情怀和治国根基，向公众阐释唐宋之交、东南一隅的文化绝响。